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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于1973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撰写《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1980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去书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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