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重人格》的想法
关于《双重人格》，先是好评如潮，曾受到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赞扬（陀氏曾在别林斯基召集的晚会上朗诵了这篇小说的头三章），继而，全文发表后，却引起了一片批评和指责，认为这篇小说“枯燥乏味，不堪卒读”。别林斯基特别不满这篇小说的“幻想色彩”：“在当代，幻想的东西只能发生在疯人院，而不应当发生在文学中，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应当管的事。”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无论在《双重人格》的写作过程中，还是在《双重人格》遭到批评之后，甚至直到他垂暮之年，对《双重人格》的自我评价都十分良好。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戈利亚德金写得很出色，这将是我的杰作”，“戈利亚德金比《穷人》高出十倍。我们的人说，在《死魂灵》之后，在俄罗斯尚未出现过类似的作品。”在经过苦役、流放、重返文坛后的1859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又说，他要修改《双重人格》，把它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并加上作者序，让人家看看究竟什么是“双重人格”。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引起轰动。他说：“我干吗要丢掉这一出色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最重大的典型呢？这一典型是我头一个发现的，我是揭示这个典型的预言家。”1877年，他在提到《双重人格》时又写道：“我还从来没有把任何比这更为严肃的思想引到文学中来。”
一褒一贬，二者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别林斯基认为，小说在形式方面尚存在某些缺点。而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格罗斯曼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它同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大相径庭，因而引起强烈反对。”俄国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奉行的则是幻想现实主义或发展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把幻想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双重人格》中运用的艺术形式，据俄国学者巴赫金研究，渊源于狂欢节文化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把对立的两极集于一体，情节怪诞，亦真亦幻，亦庄亦谐。
《双重人格》中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初试锋芒，尚未娴熟。他自己也承认：“我这篇小说的形式彻底失败了。”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一别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无疑滥觞于《双重人格》。“有人公开说，这部作品是奇迹，尽管不好理解；它的巨大作用将在以后表现出来；哪怕我（指陀氏本人）只写一篇戈利亚德金，那么对我来说也已足够了；在一些人看来，它比大仲马更有兴味。”别林斯基也说：“一般平庸的作家是不会用这样的作品来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用这样的作品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也已经够好，够璀璨的了。”
以后，特别在重返文坛之后，作者继续深入开掘了“双重人格”这一主题，使梅尼普斯式讽刺这一艺术形式更趋成熟。例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斯梅尔佳科夫——魔鬼：前者就是典型的双重人格，而后两者实际上就是前者的化身，尽管外貌不同。
双重人格具有普遍性，它是人的普遍特性。人的性格是复杂的，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随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其不同侧面，因而出现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
本书译者臧仲伦先生在他为《罪与罚》中译本写的序言《人的命运与人的哲学》中写道：
“‘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它是理解《罪与罚》和他的其他小说的一个关键。
“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戈利亚德金第二。但他并不是妄想型的偏执狂，而是一个理智健全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也不像戈利亚德金那样在自己的想像中幻化成另一个人，而是寓双重人格于一身。
“双重人格，或曰内心分裂，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人的二重性。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化的说法，就是集‘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与‘所多玛城的理想’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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