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与20世纪名人之死
肺结核与20世纪名人之死——历史一眨眼之二
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发表鲁迅的小说《药》，作品刻画了一个叫“华小栓”的形象：华小栓得了“痨病”，需要人血馒头才能治愈。“痨病”的主要症状是“拚命咳嗽”和“满头流汗”(小说中语言)。
1935年，山东济南《青年文化》杂志发表鲁迅《关于新文字》一文，文中对方块汉字进行了抨击：“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这里，鲁迅笔下的“结核”是“痼疾”的代名词①。
结核俗称“痨病”，过去民间皆称为“肺痨”，中医还称之为“痨瘵”。《正字通》：“痨，今俗以积劳瘦削为痨疾。”西方把肺痨称为“肺结核”，那是因为肺部病理和X光片下肺部有“结节”病灶而得名。结核病的英文是tuberclosis，源自“tubercle”(结节)。结核是结核杆菌侵入体内引起的感染，是一种慢性和缓发的传染病，其中80％发生在肺部，因此很多人又把结核叫“肺结核”。
不幸的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年仅56岁。
结核杆菌的发现者、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曾说：“结核病对人类的危害，即使那些最可怕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也应列于其后” ②。肺结核在西方俗称“白色瘟疫”，夺走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名人的生命。波兰作曲家肖邦(1810－1849)、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1860－1904)、捷克作家卡夫卡(1883－1924)、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席勒(1759－1805)、英国抒情诗人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1795－1821)、英国作家劳伦斯（1885－1930，代表作《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奥威尔（1903－1950）、美国哈佛大学早期捐助者约翰·哈佛(1607－1638)等都是死于肺结核。
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常常也可看到“肺结核”的影子。法国作家小仲马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的小说《茶花女》中，主人公玛格丽特死于“肺结核”。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所患之病也是“肺结核”③。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二十多岁患上“肺结核”，这一病历不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屡有描述，而且还对其小说中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产生了重要影响。④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疾病抗争史。1882年3月24日，在柏林生理学会的宣讲会上，罗伯特·科赫宣布发现了结核杆菌（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3月24日规定为“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以纪念这位科学家）。1943年美国科学家瓦克斯曼从链霉菌中析离得到链霉素（streptomycin），是继青霉素后第二个生产并用于临床的抗生素，开创了结核病治疗的新纪元。1945年，特效药链霉素的问世使肺结核不再是不治之症；从此，肆虐人类生命几千年的结核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和终结。
作者非卫生专家，因此无法对肺结核的病理和治疗作出专业判断。本文仅从一些简单的史实中挑拣出肺结核这种疾病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可能的些许影响。
在20世纪，很多名人死于肺结核，当然大都在1945年链霉素发现之前。
文学领域，现代著名作家萧红（1911－1942）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病逝于香港，终年32岁。萧红(1911-1942),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张迺莹，黑龙江呼兰人。1930年因抗婚离家出走，后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中。1932年回哈尔滨开始写作。1933年自费出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1934年写作小说《生死场》，使萧红在30年代文坛展露头角。这一时期萧红还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与散文，结集出版《商市待》、《桥》。1936年秋去日本养病，翌年返回上海，写下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茅盾称为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1940年萧红流亡香港，直到病逝。在短短八年的创作生涯中，萧红留下六十万字的文学财富，她的作品乡土气息浓烈，叙事风格细腻深刻、委婉动人，尤其在小说文体上作出很大的创新。⑤
学术领域，刘师培（1884－1919）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皆专治春秋左氏学，前后为继，旁稽博考，详为疏证，斐然有宗风。“年十二，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蔡元培语）。刘师培18岁进学，1902年乡试中举。次年会试落第，归家途中滞留上海，结识章炳麟、蔡元培诸人，为“光复会”首批会员。1907年，刘东渡日本，曾谒见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并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主要作者。与章太炎共同筹办社会主义讲习会。1908年回国。1911年，经谢无量介绍，刘入四川国学院及国学学校任教，并著力于经学考辩，古义钩沉。1913年夏刘就聘于阎锡山之高等顾问，曾创办《国故钩沈》杂志。翌年，因阎锡山荐于袁世凯而到北京，后被袁任为公府咨议，曾署理参政院参政。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邀刘讲学于北大，任中国文学门教授，讲述《中国中古文学史》，课余研究群经、诸子，并主持《国故》月刊。1919年病逝于北京。刘学术深有造诣，国学自具根柢，著述宏富，多有创见，且涉猎广博，为清代传统学术之继往开来者。⑥
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代表王尽美(1898－1925)因肺结核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逝世，时年28岁。
建筑学领域，林徽因（1904－1955）1955年4月1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52岁。林徽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30年代初，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林徽因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1952年，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工作。
军事领域，关向应（1902－1946）1946年7月21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延安，终年45岁。关是辽宁省金县（今属大连市金州区）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军事家，满族。关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32年到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任红军第二军团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任第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1936年冬任第二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7年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委员，与贺龙一起开辟了晋绥根据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如果这些人不是被肺结核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都可能会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关向应的生命如果能够再延长10年，他肯定会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一显身手，并至少可以在1955年拜大将衔（其120师搭档贺龙已拜元帅军衔。有人说政工干部可能不评军衔，但同期被评为元帅的罗荣桓、聂荣臻也是政工和文官出身，况且关向应曾在1932年被任为湘鄂西军委主席。即使不能够评定军衔，关向应的地位也会距离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不远，关曾任120师前身的红二方面军的副政委，政委即为任弼时）。
每次路过2004年重建的北京“假古董”——永定门城楼，耳边仿佛能够听到林徽因的怒斥与呐喊。1953年文化部组织的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说：那些日子，“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统统无济于事。”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林徽因的肺结核病情急遽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于1955年离世。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如果不是当时瞿秋白身患肺结核病，长途跋涉和劳累肯定会加重病情，瞿秋白一定会随红军主力长征北上，而不是留守南方，这样就不至于在1935年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枪决。
肺结核病也有被“保守”控制的案例。现代作家郁达夫20多岁时即患上肺结核病，但他并不是死于这一疾病。1945年8月29日，日本投降后14天，郁达夫失踪。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换一个角度来看，鲁迅英年早逝也是幸运的。否则像他这种崇尚自由，嫉恶如仇的性格，等到20年后，谁敢保证他不被毛泽东错划成“右派”呢⑦。不过这已超出本文谈论的话题了。
参考资料：
①《鲁迅全集》。
②施鸿生《当今，结核病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一文。见《结核病健康教育》杂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主办）1992年第1期。
③《美丽与哀愁之外——林黛玉的爱情、疾病与死亡》一文（台湾王溢嘉著《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4月第1版）有言：在第八十二回，梦中醒来：“双眸炯炯，一会儿咳嗽起来，连紫鹃都咳嗽醒了”，吐了“满盒子痰，痰中有血星。”后来日渐严重，“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摸了摸，身上只剩了一把骨头”，“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喘了好一会儿”、“气接不上来”、“又咳嗽数声，吐出好些血来”……从这些症状描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林黛玉罹患的是肺结核，也就是俗称的“肺痨”。
④江定论文《肺结核与郁达夫小说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见网页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5737。
⑤引自《萧红代表作——呼兰河传》萧红简介，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⑥吴方《刘申叔先生小传》，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P403-405，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⑦ A: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在这晚的谈话中，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见朱正《“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一文，网页http://club.xilu.com/sqing/msgview-950449-19025.html。
B:厦门大学教授谢泳《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一文也提到毛泽东在上海的这次会见，并说“据周海婴讲”（谢泳《书生的困惑》P1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5月第1版）。
C:李慎之2000年10月《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原载《书屋》杂志2001年第5期）有言：“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了五十六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遭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你熟识的乔冠华在一九六二年、胡乔木在一九八二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然而鲁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
附记：
1987年冬天，母亲患了肺结核，当时我正在老家上高中。在近半年的治疗过程中，我接触并了解到许多有关这种疾病的知识，包括病因、治疗方法等。我还记得当时母亲主要的用药是青霉素和链霉素。2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旧能够体味到1988年暑假的某个中午在县公疗医院领着母亲最后一次检查其肺部X光片后听到刘冠军医生说已经完全康复的那种无上喜悦的心情。
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们生活在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的时代。
2010年6月25日 定稿 作者 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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