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经常躲在爱情的背后”——马尔克斯去世了
著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于北京时间18日凌晨在墨西哥城去世,享年87岁。
在《百年孤独》发表之前, 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过着贫穷的生活。
小说的构思从他 18 岁就开始了,不过直到他举家迁往墨西哥南部港 口城市阿卡普尔科,写作才开始。 他每日不停地写了 18 个月,曾经卖 掉汽车以维持家用。他的妻子从屠 户、面包店老板、房东那里赊欠了 九个月的食物和房租
《百年孤独》为马尔克斯带来了 文学上的名誉以及商业上的成功。他举家迁往西班牙巴塞罗那,在那里度过了七年时光。 已经获得世界声誉的马尔克斯, 成为哥伦比亚政府与游击队组织的调解人。他的挚友中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包括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因为与政治的关系,他的形象中也一直包含着一些争议。
马尔克斯说:“很少有人知道卡斯特罗是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基本都在谈论文学。” 不过,由于他对美国的抨击, 他被当做“危险分子”,多年得不到 入境许可。
直到克林顿上台,他才被允许进入美国。克林顿声称马尔克斯是他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淋巴癌手术在洛杉矶做得很成功,那里还有 一条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马尔克斯被评论界奉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对此,他表示:“我根本没有什么风格。批评家们总是 看到我自己都看不到的东西。我只不过是报道生命中的见闻,叙述加勒比海的生活而已。”
(以上文字摘选自2009年1月号的Lens杂志)
1999年,时年72岁的马尔克斯在患上淋巴癌后,曾经写过一封向读者告别的信,内容如下:
如果上帝忘记了我是一个破旧的娃娃,恩赐我一分钟的短暂生命,我不愿说出我所思考的;反而,我希望细想我所说的。
我希望评估事物的标准,不在乎它们的价值,而是它们的意义。
我愿意睡少一点,梦多一点——我明白,每当闭眼一分钟,就失去了60秒的光亮。
当其他人停步,我愿意前进;他们瞌睡,我愿意清醒;他们交谈,我愿意聆听。
我多么享受一杯美味的朱古力啊!
如果上帝赐予我一小段的生命,我希望穿上简单的衣服,冲进阳光里,赤裸我的身体,敞开我的灵魂。
上帝啊!如果我有一颗心,我希望在冰上写下我的怨恨,然后等待太阳露面。星空上,我写凡·高的画,背诵乌拉圭著名诗人班奈戴提的情诗,然后,献给月亮一首西班牙抒情歌手席拉特的小夜曲。
我愿意用我的眼泪灌溉玫瑰花,以花刺来感受痛苦, 以花瓣来回忆亲吻。
上帝啊!如果我有一小段的生命,我要告诉爱人,我爱他。
我愿意启发世人,别以为年纪老了,就不该谈恋爱,这是在错特错的。人就是因为不再恋爱,才会衰老。
我希望给小孩一对翅膀,让他们自己学习飞翔。我希望教诲老人家,死亡不会和高龄一起来,死亡通常与善忘结伴。
我从世人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世人啊!我知道,人们都期望寄居山顶,殊不知,真正的快乐是怎样攀山峰。
马尔克斯:死神经常躲在爱情的背后
奥-桑切斯参议员与那个出卖肉体的女人相遇时,还有六个月十一天的时间好活。他是在一个叫“总督玫瑰园”的小镇上和她偶然邂遇的。
这个临海小镇看上去十分荒凉。白天是一片既不壮观而又毫无用处的僻静海湾,夜里,却是走私船的隐蔽港。总之它与世隔绝,以至于没有人会相信那儿会居住着能改变他人命运的人。
就连镇名都像是一个讽刺,“总督玫瑰园”。玫瑰,哪有什么玫瑰,全镇只有一朵玫瑰花,就是奥-桑切斯参议员那天下午见到的并带走的女人—劳拉。
在每逢四年一次的竞选活动中,这个无足轻重的小镇却是一个不可少的选区。上午先来一些装满道具的货运卡车,随后而来的卡车上满载花钱雇来的印第安人,用来充当群众场面。大约十一点钟时,鞭炮齐鸣,一辆部长级别的豪华轿车和一堆前呼后拥的随行人员来到这里。
奥-桑切斯参议员安祥地坐在空调车里。过了一会儿,车门开了,一股火药味扑面而来,他不由得一惊,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自己一下苍老好多,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其实他不过才四十二岁,毕业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并荣获冶金工程师的职称。他平日还是一位勤奋的读者,尽管他所收藏的译文拙劣的拉丁文古书寥寥无几。他同一位日尔曼姑娘结了婚,有五个孩子,生活得很美满,直到三个月前医生通知他已活不到年底圣诞节这个消息之前,他一直都是最幸福的人。
参议员做完演说的准备工作,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先把一枝自己穿越这荒凉地区还一直保存的玫瑰插在一只水杯里。为了午饭时不吃那些油腻的羊肉,他吃了点自带的低脂食品。又提前吃了几片镇痛药,好预先减轻疼痛。然后把电风扇放在离床很近的地方,光着身子在那枝玫瑰花的半片荫影中躺了一会儿。他一边打磕睡,一边努力分散精力,不去想死神即将光临恐怖。除了医生外,谁都不知道他染上了那可怕的疾病。他已下定决心,把这个秘密埋在心底,对谁也不泄露。自己照样尊规导距地活下去。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当了参议员,变得性情孤僻,而完全是出于自尊心所为。
下午三点钟,当他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生亚麻布裤,印花衬衫,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心绪很平静。身体被镇痛药顶着也不觉得那么痛。但是死亡的侵蚀比他预料的还要无情。当他登上演讲台时,对那些纷纷争着和他握手的人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蔑视。而不像从前那样,对那些印第安人总是感到同情,他们一个个赤着脚,难受地站在贫瘠的石灰地上。他用一个手势止住人们的掌声,开始演讲。脸上没有表情,眼睛死死地盯着远处那热得令人窒息的大海,声音平静而又深沉,像山泉流水。不过讲出的话却像在背书,颠三倒四地重复。这到并不是为了阐明什么真理,只不过是针对马克-奥瑞第四本回忆录中的一句宿命论格言唱几句反调。
“我们同大自然开战。”他违背自己的信念,开始演讲。“我们将不再是祖国的弃儿,不再是我们自己土地上的流浪汉。我们将成为另一种人,先生们和女士们,我们将成为伟大的和幸福的人。”
他采用马戏团的方式:一边由他演讲,一边由他的助手们一把一把地向空中抛撒纸鸟。这些假鸟像活了似得,在讲台上空飞来掠去,又向海上飘去。另一些人从大货车上搬下一些演戏用的道具树,树叶是用绿色毛毡做得。他们把这些道具树竖立在人群背后的空地上。最后又安装一排纸版,正面看上去像是玻璃窗红砖瓦房,遮掩住那些真实生活中贫穷破烂的房屋。
为了给布置道具以时间,参议员还故意引用两句拉丁文拖长他的演说。他向听众许诺能降雨的机器,可以移动的食用动物养殖场,能使这硝石地生长蔬菜的幸福油,以及悬挂在窗户上的三色堇。当他看到那虚构的世界已布置好时,就用手指着他们背后喊道:
“我们将是这样的,先生们,女士们,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人们转过身去。一艘纸做的远洋巨轮停在那些道具房子后面,比精心制做的纸房子还高大壮观。不过细心的参议员看得出,这些纸版做的道具,几经辗转,装了卸,卸了装,再加上风吹日晒,边边角角磨损得十分厉害,比镇上的破房子强不了多少,看上去破烂不堪,又十分凄凉。
与此同时,有个叫内尔松-法利纳的人,从吊床上,在迷迷糊糊的午睡中听见参议员的演讲。吊床挂在木板房屋的阴凉处。这座木板房是他用那双药剂师的手建造得,就是用这双手他把前妻刀卸八块。事后他畏罪潜逃,离开法属圭亚那,乘坐一艘运载金刚鹦鹉的商船,来到这里,还带着一位在巴拉马里玻遇到的黑人漂亮姑娘。两人有了一个女儿。不久这第二个女人也不比前一个走运,病死了。前妻的肉块做了他卷心菜地的肥料,这后一个黑女人用荷兰人的名子埋在当地墓地。可女儿却遗传了父亲的肤色,身材和金黄闪亮的眼睛。父亲养大这个绝世美人是有自己的打算。
内尔松-法利纳在十二年前奥-桑切斯第一次竞选时就认识了他。为了搞一张能使他逃脱罪责的假身份证,他曾求奥-桑切斯帮忙。参议员尽管态度和蔼,可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不死心,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去求,不过得到的总是同样答复。这次他心烦意乱地躺在吊床上,觉得自己只能活活地困死在这鬼地方了。当他听见远处传来结束演讲的掌声时,抬起头,透过木栅栏,看见那幕闹剧的背面:建筑物支柱,树的架子,操纵那艘远洋巨轮的幕后人。他愁苦的心底爆发出一股仇恨的火焰,用法语骂道:
“Merde cest le Blacaman de la Politique. (法语 “混蛋,这个臭政客。”)
象往常一样,演讲之后,参议员在音乐和鞭炮声中,开始沿街视察。小镇上的人围着他,讲述他们的疾苦。他很有风度地听他们讲述,并对一切都总是提出解决方法,可又使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一个女人站在房顶上, 身边围着她的六个孩子,在一片嘈杂鞭炮声中大声叫喊:
“我不求很多,议员先生,只求有一头驴子,好从那口阿欧尔加多水井运水吃。”
参议员看了一眼六个骨瘦如柴的孩子,问道:
“你丈夫干什么去了?”
“他到阿鲁瓦岛找工作去了。”女人高兴地回答她。“他找到的是一家外国人办的工厂,专门出产放在牙上的钻石。”
她的回答引起一阵轰笑。
“好吧,你会得到一头驴。”
没过一会儿,参议员的助手给那个女人家送来一头驴。驴背上写着竞选口号,为得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是参议员的馈赠。
在这短短的视察中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小小的表示。给一个病人喂了一勺水,这病人是专为看他而连床一起抬到门口的。在街头,透过木栅栏,他看见院内吊床上的内尔松-法利纳,他看上去精神萎靡,但是参议员还是照例向他表示问候。
“您好。”
内尔松-法利纳从床上转过身,用他那琥珀色焦灼不安的眼睛望着奥-桑切斯,用法语说:
“Moi,vous savez”(法语:我,你是知道的。)
女儿劳拉闻声走出来。她穿着一件乡村姑娘常穿的旧裙,戴着五颜六色的头饰,脸上还涂抹了脂粉。尽管打扮很俗气,可还是遮掩不住她秀美的姿色。参议员痴迷地呆在那里,不由得惊叹道:
“乖乖,上帝怎么造她得?”
当天晚上,父亲给女儿穿着打扮的漂漂亮亮,让她去找参议员。
在一所临时借用的房子门口,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困得直打磕睡。他们让劳拉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等候。
在屋内,参议员正在会见这“总督玫瑰园”镇的一些头面人物。对待这些人,他像往常一样,总是先把演说中隐瞒的真实部分告诉他们。对这种每天晚上的例会,连他自己都感到厌倦。他的衬衫被汗水湿透了,靠近电扇,想吹干它。那台电扇相似一只大麻蝇,在这昏沉沉的气氛中嗡嗡地响。
“当然,我们不会去吃纸鸟,”参议员说:“你们和我都知道:当这盖满矛草房的地方能有绿树和鲜花,井里能以白鳝鱼代替臭蛆的那一天,你们和我在这儿就没什么用了。我说得对吗?”
没有人回答。参议员一边说着,一边随手撕下一页日历,叠成一只蝴蝶。他漫不经心地把那只纸蝶放在电风扇前。那纸蝴蝶便在屋子里翩翩起舞,然后从半开的门缝飞了出去。他强忍着疼痛,继续说:
“那么我就不必再和你们重复你们早已知道的事,就是我的再次当选对我到无所谓,对你们却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对这里的污水和印第安人的臭汗已腻透了,可相反,你们却还要以此为生。”
劳拉坐在那儿看见纸蝴蝶飞出来。飞了几下后,这只纸叠的大蝴蝶就散架了,紧紧地贴在墙上。她正想用指甲把它抠下来,一个警卫被屋里的掌声惊醒,注意到她的举动。
“别撕!那是画在墙上的。”
劳拉又坐下来。散会了,人们陆陆续续走出来。参议员立在房门口,等人走光了,他看见劳拉。
“你怎么到这儿来?”
“Cest de la part de mon pere.”(是我父亲让我来得。)她用法语回答。
参议员明白了。他看了一眼打磕睡的警卫,又看了看劳拉。姑娘秀美的姿色使他动心,忘记了病痛。
“进来吧。”
劳拉惊呆在门口:眼前是千百张钞票,蝴蝶般地煽动着翅膀,在空中飞舞。突然参议员关掉电风扇,钞票纷纷扬扬飘落,落得到处都是。
“你看见了吧,”参议员微笑着说,“连粪土般的金钱都会飞。”
劳拉在一个像学生用的方櫈上坐下来。她皮肤细腻,闪着滑润的光泽,一双大眼炯炯有神。参议员顺着她的视线,看见那枝落满销石灰的玫瑰花。
“是一枝玫瑰花。”他说。
“是得,”她茫然若失地说,“我在里奥阿查见过这种花。”
参议员坐在帆布行军床上,一边谈论玫瑰花,一边解衬衫的扣子。他胸前刺有一支箭穿心的图案,这是海盗的纹身。他把湿透了的衬衫扔到地上,让劳拉帮他脱靴子。
她跪在行军床前,为他解鞋带。参议员打量着她,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
“你还是一个孩子。”
“不,到四月份,我就满十九岁了。”
“哪天生得?”
“十一日。”
参议员乐了。“我们是同一天生日。”他又微笑着补充说:
“是一个意味着孤独的日子。”
劳拉手拿着靴子,不知道该放哪儿。参议员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他还不习惯这种意外的美事,似乎意识到干这种事是可耻行为。想了一会儿,搂住她的腰,躺倒在行军床上。这时他才发现长裙里一件内衣都没穿,赤裸裸的散发出一股野兽的气味。参议员心里一阵惊诧。
“我们都是出生在孤独的日子里,谁都不爱我们。”他叹了口气说。
劳拉似乎想说点什么,紧张得吁吁直喘。参议员拉她躺在自己身边,关上灯,整个房间处在那支玫瑰花的阴影中。劳拉瘫软不动,参议员老练地抚摸她。当他摸到他最想摸的那块地方时,手指却触到一块铁疙瘩。
“那是什么?”
“一把挂锁。”她回答。
“简直是胡闹!”参议员非常恼火。然后明知故问:“钥匙在哪儿?”
劳拉回答说:
“在我爸爸手里。他让我告诉您,派您的亲信带着一封您的亲笔信去取钥匙。有了您这封信,他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参议员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骂了一句:“该死的法国佬。”他闭上眼,心里想:“奥-桑切斯,你算是什么人?没多久,你就要与世长辞,连名子都会被人忘记。”静了会神,他问:
“告诉我一件事,关于我你都听到人们说些什么?”
“说真话吗?”
“说真话。”
“好吧,”劳拉壮了壮胆,“都说您比其他人更坏,因为您与众不同。”
参议员没有发火,只是闭上眼睛,沉默了好长时间,然后如大梦初醒似地说:
“真倒霉。告诉你那公山羊父亲,我答应他的请求。”
“如果您愿意,我这就去取钥匙。”劳拉说。
参议员拦住她。
“忘记那把钥匙吧,陪我睡一会儿。人在孤独时,总是希望能有人陪伴着,消磨这漫漫长夜。”
劳拉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肩上,眼睛盯着那支玫瑰花。参议员搂着她的腰,把脸藏在她那散发着野兽气味的腋下,向自己的意志妥协了。六个月十一天后,由于劳拉这件丑闻被揭发,他的竞选失败,遭到人们啐弃。最后痛哭着死在劳拉的怀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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