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布鲁姆斯伯里

位于萨塞克斯的查尔斯顿庄园内的起居室。伍尔夫曾在此居住

这是个平常不过的清晨，达洛维夫人说：“我要为自己买些花。”于是她走出家门。她的家是令人羡慕的，但屋外有更为引人的景象。她推开门，走到附近到广场上，只见晨光鲜美：“这是何其新鲜，又何其安宁，无疑的，是要比安宁要更为寂静的。清晨的空气仿若波浪一般，在拍打、亲吻；冷冽而又庄重。”这场景似幻似真，在《达洛维夫人》中，她的名字叫克拉丽莎；而在1925年的布鲁姆斯伯里，她的名字叫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们所见的广场，叫塔维斯托克广场。在与丈夫搬到这里的第二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了这本意识流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人生在布鲁姆斯伯里靠近广场的房子中流转。在戈登广场46号，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评论，此时她二十出头、人生的画卷正在铺展，却已经经历人生的第二次崩溃；在菲次罗依广场29号，她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是年她25岁；在塔维斯托克广场、她与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的住所，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了写作生涯里最为重要的一些作品：《达洛维夫人》（1924）、《到灯塔去》（1927）、《奥兰多》（1928）……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1929）——这部作品在后来被当成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其中的观点流传至今：女人要能自由的写作，需要有“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屋子”。

如果你到过布鲁姆斯伯里，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伍尔夫会以“克拉丽莎决定给自己买花”作为小说的开头。在布鲁姆斯伯里，广场总是离不开花园。实际上，这些广场都是“花园广场”（GardenSquare）。广场中间不是空地，而是带小径的花园，四街紧邻的是维多利亚式与乔治亚式的房子。布鲁姆斯伯里是伦敦花园最为密集的地方。从字面上讲，Bloomsbury，意思是“葬花”。这也为布鲁姆斯伯里带来了一个更为美好的名字：花镇。

开满鲜花的广场花园，有一种美学上的舒适。古代留下来的模型随着时间慢慢变化，房屋的功用也在发生变化。高级画室充当了起居室，尽管作为装饰的画作看起来繁琐且过时，房间的安排却令人舒适，适合家居，同时也适合炫耀：在装饰品中，可以找到许多年前用几个英镑买来的野兽派画作、来自非洲与中国的雕塑、总是混作一团的书、百合花形状的留声机和一些古老的唱片……在这破旧而安逸的环境之中，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吃饭、讨论。他们也会打牌、听音乐、做户外运动——但聊天的乐趣是最大的。昆汀·贝尔（克莱夫与凡妮莎·贝尔的儿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20世纪20年代创造了布鲁姆斯伯里，又砸碎了它。在那个年代，它蓬勃发展，在缓慢的壮丽辉煌中爆发，然后再依然散发着光满的残骸中慢慢淡出。”

布鲁姆斯伯里不仅只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美丽的侧脸，它拥有更多值得炫耀的资本。这个地区位于伦敦中心，卡姆登区的南部。在1086年的英国国土志里，第一次提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的由来。国土志上说，布鲁姆斯伯里是一个拥有葡萄园和“百猪森林”的地方。而实际上，直到1201年，布鲁姆斯伯里才开始闻名起来，此时，一个名叫WilliamdeBlemond的法国人得到了这片土地，并加以发展。17、18世纪，居于此的罗素家族家门兴盛，布鲁姆斯伯里才真正成为知名的时髦居住区。今天的布鲁姆斯伯里，拥有全英国为数最多的花园、广场、博物馆，以及数不清的学术、教育机构和出版社。布鲁姆斯伯里的宅子，依然幽雅宁静，却已是寸土寸金。

巴赫金看重“广场”，因为它是一个城市的心，具有市民性，代表了一个城市最为本质的动力之源。“广场理论”的后继者进而推考说，从一个地区广场的设置，可以考探出此地的民主状况。依此观点，布鲁姆斯伯里显然是一个高度民主的地方——尽管它不是伦敦第一个拥有广场的地区，却是第一个得到“广场”实际名号的地方：早在1660年，ThomasWriothesley伯爵就在此命名了南安普敦广场（现名为布鲁姆斯伯里广场）。不仅如此，布鲁姆斯伯里最为突出的街区建筑景观，正是连串的广场：罗素广场、戈登广场、塔维斯托克广场、菲次罗依广场、博龙斯维克广场，等等。

1904年，斯蒂芬一家离开了海德公园，搬进了戈登广场46号。斯蒂芬家的女儿弗吉尼亚也在这里开始了她的新生活，此时她只有22岁，很快将得到一份新工作。不久之后，她的哥哥索比斯蒂芬将这个新住处改造成了布鲁姆斯伯里的热门场所，每周四，他在戈登广场举办聚会，广邀亲朋。而弗吉尼亚的姐姐瓦尼萨，也开始张罗“星期五俱乐部”，一个以艺术为核心的沙龙。与斯蒂芬一家一样，在戈登广场花园周边住着的，多是有名声的人：小说家、诗人、学者、出版社老板，或者，英国政府财政部顾问。——这个著名的广场，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

1920年，一个名为“传记俱乐部”的小团体在布鲁姆斯伯里成立了。最初的成员包括：E.M.福斯特、克莱夫·贝尔、伦纳德·伍尔夫、斯蒂芬家的女儿瓦尼莎和弗吉尼亚……他们的生活方式，全然是广场住宅式的，“许多对儿，成三角儿，住四边儿”。他们集体纵乐、高谈阔论各种话题，亲密得近乎家庭成员，完全不顾社会规范。20年代的布鲁姆斯伯里，已经在物质意义上获得了成功。住在这里的人们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吃饭的时候有酒、有一辆车、有留声机、冰箱，在法国南部还有一栋别墅。他们中的一些人，跟上流社会建立了联系。但这些其实谈不上奢侈：酒并不贵，车也许只是二手的，别墅是与其他人合住的，位置也并不是最贵的地方。这一切或许只是“舒适”。

在离戈登广场不到100米的地方，是塔维斯托克广场花园。这里有弗吉尼亚——此时她已经叫弗吉尼亚·伍尔夫了——住过的另一所房子。1924年，伦纳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搬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的塔维斯托克广场（TavistockSquare）。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住宅中，有一间大房间，曾经做过弹子房，还充当过书库——在贺加斯出版社刚创立的时候，这个临时的书库里曾经堆满了书。这个房间面积很大，但狼狈不堪，显而易见地缺乏作为一个工作间所需要的干净和整洁。而伍尔夫却不是一个挑剔写作环境的作家——或者说，她不是个过分讲究文稿整洁的人。

每天早晨，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来这个房间，在膝头搁上一块木板、摆上墨水和钢笔，开始写作。状态好的时候，她能写上两三个小时。但她的身体状态往往不允许她过度工作，有时候，她只能写一个小时。之后，她用午餐，饭后习惯性地会散会儿步。伍尔夫很喜爱在家附近的街道上行走，所见所闻会一一进入她的脑海中，在想象力的作用下，给人们添上性格，转化为小说的场景。我们所见的伍尔夫的文字，总是非常视觉化的——有时，在一个具象的场景上，流溢的是思维与情感，但即便如此，依然极具画面感。

在1965年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关于妻子的小传中，伦纳德·伍尔夫说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自己遇见过的人中，少数的几位天才之一，“而天才们总是比常人要略为复杂一些的”。比如，她会描写在街上看到的事物或者某件别人告诉她的内容，继而编造出某个人物的个性；她对一切都敏感得要命，说自己能听到“飞在面前的各种声音”，此后就一直追随着她。她是一个恪尽职守的人，“即使时间跑到了她的前面，即使笔端落到了思维的后面，即使思想将她控制住，她被迫以最快的速度写作，那样写出来的文字也不会是最重的定稿”。她会翻来覆去修改五六次之多。

弗吉尼亚也有像所有人的一面。她热爱美食、交谈和散步，也喜欢保龄球和音乐。在她的精神第三次崩溃以后，有评论家说她已经彻底远离尘嚣了——这是不准确的。弗吉尼亚依然是那个热爱社会生活的弗吉尼亚，她热衷聚会，与人交谈几个小时而乐此不疲。如果不是不能过于劳累，她甚至乐于每天都出门去参加聚会、看戏、听音乐会，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与此同时，她的日常生活非常规律，写作主宰着她的生活。有了这个核心，一切变得井井有条。她的一天从早餐后开始，9点半左右，她会准时步入那间特别的工作室。

房子对她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或因为，“私人住宅”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自我空间”——在《自己的一间屋》里，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自我空间的重要性。当看到古代妇女传记的时候，她会产生联想：“那些女王与贵妇，她们的房子是怎么样的，她们有自己的房间吗，是否自己下厨……”在1928年出版的小说《奥兰多》里，弗吉尼亚·伍尔夫给了这位不受性别和时间限制的主人公一座极为特别的大宅。大宅的中心是大使卧房，这个房间就像躺在海底几百年的一只贝壳。海水给它涂上了千万种色调：玫瑰色、黄色、绿色和浅棕色。它像贝壳一样脆弱，一般灿灿发光，也一般空虚——因为它最初的主人再也不会睡在里面。但奥兰多知道这座宅子的心脏还在跳动。她打开一扇门，站在门槛上，看着壁毯在永不停息的轻风中起伏，她就知道那颗心仍在跳动——“无论多么微弱，多么与世隔绝，大宅那颗脆弱而不屈的心仍在跳动。”

心思细腻的人，会明白房子不仅是一座建筑，也是具有生命的所在。“归来却不巡视大宅，就好似探家离去时不与祖母吻别一样不可能。”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写道，“她想象，只有她一进来，这些房间就会活跃起来。它们苏醒了，睁开眼睛，似乎她不在时，它们一直在打盹儿。她还想象，她看到它们千百次，从未有一次它们看上去是相同的，仿佛在如此漫长的寿命中，它们体内贮存了无数种心境，随春夏秋冬、天气阴晴、她本人的运气和来访客人的性格而变化。对陌生人，它们永远彬彬有礼，又有点儿小心翼翼；对她，它们却是敞开心扉，无拘无束。确实，为什么不呢？迄今他们相识已近400年，一切都无须掩饰。”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笔下，房子与其住客有着比密友更亲近的关系——“她知道它们的一切喜怒哀乐，了解它们各自的年龄和小小的秘密”：一只秘密的抽屉、一只隐蔽的碗柜，都有着只有主人了解的个性与缺点。房子也同样了解主人的全部心思和变化。“她对它们毫无隐瞒，无论是身为少年还是女人。”在房子的怀抱中，她哭过、笑过、歌舞过、沉思过，度过了人生中细微却别有意义的时时刻刻——在某个窗台上，她曾经写下自己最早的诗歌；在某个小教堂中，她举行了自己的婚礼。她还将长眠在这里，长眠在她的祖先中间，徽章的花纹映在地板上，留下黄色的斑点——“她的灵魂，将与墙板的红色与沙发的绿色一样、永存不朽。”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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