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画像--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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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Ross， 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
当王尔德把《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手稿交给打字员之时，他已经为其同性恋内容而感到踌躇不安了。
奥斯卡•王尔德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早先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评论一定让他有所忌惮了。小说首版于1890年的六月，刊登在费城的英文杂志《Lippincott’s》。故事讲述了一个由自己的肖像代替自己衰老的男子。伦敦的《每日记事报》对其评论为“不洁的”，“有害的”，以及“散发着严重道德和灵魂的腐化物臭气”。《圣詹姆斯公报》则认为作品“肮脏”，“令人作呕”，甚至暗示财政部或者公安局可能想要起诉这位作者。最不妙的是《苏格兰观察报》上的一则短文评论说，尽管《道林•格雷》有些文学意义上的质量，但“它只适于犯罪观察部或者摄像机里的听证会”，而且大概只有“被取缔的贵族和变态的男接线员”（暗指当时的加宁街丑闻，伦敦男妓院的曝光）会感兴趣。五年后，王尔德因“猥亵男性”而被判刑。
媒体的强烈反应并不意外：那个时代还没有主流英语读物捅破同性欲求这个话题。小说的开篇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肖像家巴塞尔•哈罗德对模特道林的爱。而自从道林感到了他的天赋力量，他就犯下了许多残忍的罪行，包括谋杀；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批评家眼里，他最无以名状的罪行，则是与一系列年轻男子的腐化生活。（巴塞尔对道林说， “卫队里的那个可怜的男孩，就是自杀的那个，你可是他生前的好朋友。亨利•阿什顿爵士，就是那个名誉扫地，被迫离开英格兰的那个，你和他曾经是多么形影不离。”）1895年审判王尔德之时，对方律师大声朗读《道林•格雷》片段，并称之为“同性恋书籍”。王尔德锒铛入狱，不是因为他爱上了年轻男子，而是因为他宣扬了这种爱，而《道林•格雷》就成为他恬不知耻的罪证。
王尔德于1900年在一家破败的巴黎旅馆离世，享年四十六岁。差不多一夜之间，一个传奇诞生了：王尔德，同性恋的殉道者，道德的反叛者。一场新生的同性恋权益运动把他视为叛逆的英雄。那是在1967年，克雷格•洛德维尔在纽约开了一间同性书店，名字就叫做奥斯卡•王尔德纪念书店。在1969年的石墙暴动之后洛德维尔利用书店的邮寄名单组织了首场同性恋大游行。就连最近的80年代后期，你还能看到一些爱读书的年轻人通过阅读王尔德的作品而发现了自己的性向。（至少我是这样。）不管王尔德是否视自己为一部分起因，他并不缺少勇气。那些不同版本的《道林•格雷》：摩根图书馆馆藏残存的最早的手稿；哈佛大学才公开的未删节Lippincott’s打印稿；出版的Lippincott’s文本；以及1891年扩展后的出版图书，字字句句都表明了王尔德决定挑战的极限。
一方面因为图书市场的衰退，另一方面更因为洛德维尔使命的部分胜利，王尔德书店于2009年关张。至少在许多主要城市，同性恋似乎不再需要一个安全地带，比如一个商店。他们也似乎不再需要那个悲喜剧性质的王尔德；现代的年轻同性恋可以从Neil Patrick Harris那里得到智慧的享受。所有的这些使得王尔德成为一个有趣的过渡。如果他知道，在不远的将来，同性话题不再是言论的禁忌，他会说什么？
“对我眼中的世界，从我仅是混沌而美好的意图来看，对在整个世界面前敞开自己的内心并不明智。”王尔德曾写道。当他成为一个同性恋的偶像时，亦或他在更广泛的波希米亚圈子里被尊为“做自己”的守护神时，（这个说法始于1891年的论文《社会主义下的灵魂》）我们不应当以为他对我们敞开了他的内心。王尔德的唯美，他那对美的狂热的迷恋，是他最深刻，最持久的激情，也是现在看来他最本质的东西。也许只有被迫害的威胁阻止了他在作品中自由表达他的性向；同时他在现代挣扎中保有一席之地，虽然他从未被其定义。《道林•格雷》那惊悚的结局，道林将他的画像疯狂地撕碎，表达了一个人与其自身公众形象斗争中的溃败。
最近的两部主要的王尔德传记，一部是2008年托马斯•怀特的《嗜书如命：书籍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另一部是2005年Neil McKenna的《奥斯卡•王尔德的另一面：私密传记》。他们滑稽地展示了两幅自相矛盾的图景。怀特笔下的王尔德是一个聪明的空想家，只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王国里。我们被告知他的父亲威廉姆•王尔德是一位眼科，耳科手术医师，而他的母亲简•珐琅契斯卡•王尔德是一名诗人，以笔名Speranza写作。他们在都柏林的家中堆满了如山的书籍。小奥斯卡习惯于卧床读书，沉浸在爱尔兰民间故事，古希腊文学，浪漫的诗篇，和哥特小说的世界里。怀特甚至暗示王尔德在阅读柏拉图时发现了自己的性向。“这种情况是不是文学胜过生理的自然性呢？”怀特发出疑问，就像是如果哲学家没有往王尔德的脑子里放入这个想法，他就可能觉得男孩没那么有吸引力一样。在这部传记中，王尔德受到的最大羞辱并不在逮捕他的1895年四月五日，而在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图书馆被拍卖掉之时。
McKenna笔下的王尔德，则正好相反，更多是一个感性的人。他因为要表达自己的欲望而阅读写作。世人把他称颂为“为争取同性自由相爱而奋斗的历史性的抗争中的殉道者”。McKenna否认这种说法，他举出早先的传记，其中提到王尔德在30多岁的时候，在牛津遇到早熟的加拿大少年Robert Ross之前，他并没有同性恋的经历。事实上，王尔德早期的诗篇里提到过同性之爱-“之后他热切地望着我/我知道他就是爱”-他早年和画家Frank Miles的友谊，也包含了一些暧昧的色彩。McKenna读了太多站不住脚的材料。他是那种“几乎是肯定的”的作家，他会去除那些对他立论不利的材料。（他没提到Miles声名狼藉，也喜欢女童。）后几章则取材于编造者和幻想家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可疑的回忆录，里面声称肉欲不仅能够解释王尔德的行为，也被Paul Verlaine和中国皇太后奉为圭臬。通过描写王尔德的爱情生活，McKenna古怪地描写了一个平易的形象。勾引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打发男妓，和15岁的男孩交往，王尔德的魅力褪去了。
连续地阅读怀特和McKenna的版本就像眼前闪现一幅变换的图画：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家伙变为性瘾者。这并不矛盾，无数的文学家都经过从苦行僧式的劳动转向盲目的享乐的过程。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王尔德在牛津学习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分裂。在发表于1881年的诗“Hélas!”中，他满怀希望地想象着一种“苦修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凌驾于炫目的高度，在生活的种种杂音中，奏一曲通向上帝的和弦。”而他尝到了“甜蜜的浪漫”，而失去了自己的重心。十六年以后，王尔德重溯了这种坠落。在狱中，他绝望地写出了一封给前度爱人Alfred Douglas书本厚的长信《深渊书简》：“站在高处，我心力交瘁，只想坠落下去，去寻找新的灵感。”他从未找到这些极端之间的妥协，尽管他已然察觉。“所有的奢求，所有的放逐都有他们的代价，”他这样总结《道林•格雷的画像》。
这样的隽语曾是也仍然是王尔德名望的基础。他也经常被视为明星文化的创始，从他因为自己的名气而被人关注开始。甚至在他还在牛津的时候，他的妙语就超越了象牙塔。（他的第一弹：“我发现自己愈发和我的蓝瓷相形见绌。”）在1879年，于伦敦定居以后，他穿上了浓艳的新文艺复兴的装束，这给了许多拳击漫画以及Gilbert和Sullivan的《耐心》里的两个角色以灵感。在他1882年的美国演讲之旅中，他保持了这种精致的装束，受到了大学生的嘲笑，但意料之外的，受到了卡罗拉多矿工的喜爱。回到英国，他与Constance Lloyd结婚并生育两子，因为家庭生活的改变而受到更多的关注。直到他1888年出版了《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他的文学产出才能够和他的名气相提并论。随着这本书的出版，王尔德职业生涯中最激烈的阶段开始了。他的机智变得更加犀利：名人效应成为颠覆的手段。
这些童话有着可爱的悖论，同时他们被陌生感和悲伤包围。 《星星孩子》结尾是： “在他之后，仍有人残暴地统治着。”那是一些不可能的爱：一个渔夫爱上了美人鱼，一尊雕像爱上一只燕子。当读到“年轻的国王”赋予安提诺乌斯的雕像一吻时，罗马皇帝的男奴时，给孩子读故事的旧式父母也会沉浸于这欢快时刻吧。王尔德通过华丽的流动的爱尔兰散文，轻易地揭示了人类的复杂性和背后的痛苦。年轻的国王沮丧地发现，他的臣民辛勤地工作，甚至死去，来制造他金色的外衣，然而，当他试图穿上寒酸的衣服时，所有臣民却开始反对他。
王尔德从未像萧伯纳一样公开地表示激进，但他出版于1889年和1891年之间激烈的散文 - 《面具的真相》，《钢笔，铅笔及毒药》，《说谎的衰减》，《作为艺术家的评论家》，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灵魂的人》，挖掘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基础。艺术家被视为为不法分子（“犯罪和文化之间没什么不协调”），危险思想的传播者（最好抵御“提升[人的]尊严”的绝妙系统），华丽的谎言取代沉闷的真理和惯常的唯信论者，拒绝“任何教派或学派的浅薄考验。”在《人的灵魂》里，王尔德想象扫除所有中产阶级庸俗的一场革命。他预测技术的进步甚至会解放工人阶级，给予他们审美的闲暇。这种模糊的经济学逻辑使王尔德的找到了借口，把他的愤怒发泄给视他为小丑的观众。
大众把一个国家的经典视为检视艺术进步的一种手段。他们把经典沦为主流的经典。他们用经典当作棍棒来防止新形式的自由表达的美。他们总是在问一个作家，为什么他不喜欢别人写跟别人一样的作品，或是一个画家，他为什么不画像别人那样的画，而漠视了的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千篇一律，他们将不再是一个艺术家。一种新形式的美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品位，而每当这种美出现时，他们是那么的愤怒和迷惘，以至于他们经常有两个愚蠢的说法：一种是说这种艺术简直莫名其妙; 另一种则说他们很不道德。在我看来，他们这些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当他们说莫名其妙，他们的意思是艺术家曾表达，或作出一个新的美的东西; 当他们说不道德，则是说艺术家表达或做出一个真实的美的东西。
严厉的抨击预示了现代修辞的发轫。叶芝和乔伊斯尤其感到和他们的爱尔兰先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叶芝认为王尔德也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人或政治家，称赞他开展“一个凯尔特人对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愚蠢的放肆讨伐。乔伊斯则明显从1895年的审判中提取素材，创作了在《尤利西斯》里的“塞斯”章节，对Leopold Bloom的致幻迫害情节。
王尔德在同性恋题材上的应变是与惯例抗争的很大一部分。1889年的《WH先生的肖像》，通过一个非学术的，隐喻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试地尝试描写一个男孩，王尔德狡猾地表明，英国文学的支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男人以外的东西。1891年戏剧《莎乐美》王尔德把一个圣经故事扩展成为华丽的全方位的颓废。萎靡的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的，把王尔德看作他们的一员：古斯塔夫•兰道尔把王尔德誉为英国尼采。托马斯曼扩展了这个类比，认为许多王尔德的篇章可能来源于尼采（ “没有任何现实的东西，除了他们的经验”）或者尼采的一些观点可能来自王尔德（“我们基本上都倾向于维护，最错误的判断是对我们是最不可缺少的“）。尼采和王尔德，在曼看来，都“以美的名义反叛。”
在1892年初，王尔德通过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得到了巨大的舞台成功，直到他进监狱之前，他仍然把自己限制在喜剧里。颠覆性的议题仍然存在：Richard Le Gallienne振振有词地提出王尔德“让衰落的维多利亚时代自嘲，甚至可以说是在笑声中死亡。”但王尔德越来越精湛的戏剧技艺掩盖了他的减弱的创作冲动;这些剧本是在长期的静止中创作的，而且不时地倚赖于旧作。《认真的重要性》，非常精彩，有可能入选最好作品的选集。后来王尔德责怪Alfred Douglas分散了他的精力，降低了他的效率。1892年，他们的恋情开始，一年后，王尔德支付了由道格拉斯策划的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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