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概念上的东西:何为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在这一界说之下,女性文学的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应该是女作家基于性别主体意识、生别视角表现的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学,或者是基于超性别意识(隐含性别主体意识)、超性别视角(隐含性别视角)表现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内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本。女性文学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题。
【女性文学的发展】
女性文学虽然也称为女性解放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但根据郑英子(韩国文学批评家)的看法,女性解放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都只是女性文学领域中的分支,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
虽然西方正式开始关於女性文学的争议具有很长的时间差,但都是指从英国作家维尼吉亚▪沃尔夫(英)的《自己的房间》(1929)和西蒙▪波伏娃(法)的《第二性》(1949)的出版为源头。此後女性文学的争议经过对玛丽·埃尔曼(Mary Ellmann) ,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等人的女性形象批评后,从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 的《性政治》(1970)开始具有理论和批评的力量,後期通过受到构造主义(特别是雅各·拉冈的理论)和解体主义(deconstruction)影响的法国理论家的“女性写作(海伦 西苏(Helen Cixous) )”理论获得了更大的动力。伊莱恩·肖沃尔特 (Elaine Showalter)综合这样女性文学的争议将女性文学分为三个阶段:①较长时期模仿统治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阶段(Feminine);②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利和价值,包括自治权的要求(Feminist);③从自我发现到赋予女性经历以特性的阶段(female)。
我们已经开始从文学中分出性别,并定义出“女性文学”这样的概念,开始看出文学性别的差异对文学与人生的影响。“差异”的概念来自于被认知物与记忆的对照,这种对照其实是对旧有的遗留的文学常识的反思。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这种差异的推进和认知中不断向前的。
中国百年文学中,大量女作家的涌现和大量妇女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文学关注,大量两性关系的乡村化都市化和欲望化的多重叙述和多元描写,女性从肉体哲学到灵魂鞭笞,从“拷红”到“审男”乃至于阿Q与吴妈的原初欲念都一一在这种差异中显示着文学的诗学表达,显示着两性文学关系中的深度差异,正在成为文学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但是,从女性的词根出发,对之的文学定义其实是大有问题的,貌似尊重而将事关女性性别的文学,从创作到实践都与男性特别区分开来,谋求差异求得平衡以显示公允。看出差异是一种进步,而差异本身则是一种歧视。因之女性文学的定义也就问题丛生—这是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个错误—是指作者性别,不涉其余?是指文学题材、女性意识?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文学史中并不鲜见这样的现象:一是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毫无二致,二是男性作家照样可以写出女性意味或女权主义的作品,如郁达夫、叶灵凤等;女性作家也不乏写出阳刚粗犷毫无女性意识的作品,如草明、刘真等革命作家。
(故“女性文学”更为准确的定义应是“女性书写”,这是社会开放和文学进步予女性的文学尊重,也是现代社会文明通过文学表述,窥视两性差异以走向和谐的理性补充。而把女性问题囿于女性作家性别视野之内,这恐怕不是女权主义的旨意。)
问题不在于由谁来书写,在男权时代,女性写作被当作反抗男权的证明,而在女权时代呢?作者的性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主张男女平等而又性别文明尚在消长的现代社会,女性书写才彰显出它独特的意义。也就是说,女性书写本身已然超越自身而成为一面旗帜,一面争取独立平等的旗帜,一个表明社会性别文明程度的文化符号。
【女权运动】
法国革命唤醒了女性的觉悟,提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19世纪末,美国英国发生了争取妇女参政的运动,第一个目标就是争取选举权,然后是争取在教育、文化和工作上的平等。到上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
1987年12月30日西班牙《终极日报》载文《世界女权运动》:“教育界已不再是男人的势力范围,进入大学的男女同学之间的比例逐渐趋于平衡,妇女已认识到受教育是寻求职业的必由之路。20年前主张性解放的妇女,现在发现自己成了男人满足欲望的工具。因此,她们甚至组织起来反对选美,认为这是对妇女的侮辱。在一系列问题上,需要做出明确判断。全世界的妇女都知道,她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然而目标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男女平等。”
这种描述的基本轨迹至少表明了如下倾向,女权运动在多年挫折和反复之后,从开始时注重对自身以外的条件进取转向女性自身,包括对社会生活、家庭角色的体验,转向内心生活需要。这种转向,启示我们对以往女权运动做历史检讨和清理。女权运动,究其实是争取在社会生活同时在心理需求上与男性取均衡平等的权利。这种争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男性被当作“物种之范”的质疑与反抗。男子在所有神话里被看作具有规范性,而女性则是这一规范的变异和离差。男子是主体,女子是他体。男性对女性的所有作为,其动机都在“收回”,而女性作为肋骨,所有的被动都在于“回归”。这就是男权理论的最古老注脚和男女关系的哲学解释。依照这种认知,假如把女性比做左撇子,则女性是生活在为右撇子创造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男性代表着规范性。这种观念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在人类社会许多文化行为中可以找到例证。
在英语里“男人”这个词可以作为人类总称,日文中“男人”的语意为“主人”。中文古代汉语中没有“她”这个字,女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语言领域中,其存在由男性代替着,这种语言现象尤为深刻地证明男性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全面侵略,而女性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接受了这种侵略和渗透。这种深层意识在男人那里也处于自觉的超稳定状态。历史这样安排了男人在一切方面的优势。可是,稍有古代历史文化常识的人都清楚:所谓男性范本其实是漫长男权社会的结晶,并非有充分的生物学根据。而男性范本的神话,在不同文化时期里,也是处于变动状态的。
这种历史变动在文学中以抛物线式轨迹展示着它魅人的况味。
人类是在女性腹腔中发源的,太古初民对女性的神圣崇拜,编织母权中心的漫长岁月。中国最早的神话《山海经》狞厉地记载着中国第一个女神西王母的威仪,这是初民宇宙观中众神之首的伟大形象。原始时代的西王母是母氏社会的女神,她从原始神话的半人半兽,至魏晋铺张成为群仙之首,至此完成了最后的演化,此后再无发展。这至少可说明母权岁月的遥远追忆,浸润了漫长的历史年代,在被父权制代替之后,文学对之依然记忆犹新,但在日渐强大的男权面前,它渐趋黯然,渗入了当代人的思想。
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变动彻底抹去了人们对母权岁月的最后记忆,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沉落在神话的演化中表现得十分彻底。漫长的母权岁月消弥在史前的混沌之中,而自有文明史以来,男权优势一直在左右着历史的发展,女性由神圣转为邪恶,作为这发展的反面,在神话中被改写,在现实中被反转。希腊神话“潘多拉盒子”,夏娃成为万恶之源。这些以男权中心为依托的神话或教义,无非都是在强调现实中的男性秩序。男性为中心的神话,它在现代文明社会已销声匿迹,但作为一种非意识思想意识,它时时在支配着男性甚至女性的心理和行为,成为知和行的无形准则。女性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种非意识思想在日常生活与精神领域中的危险呢?它微妙的生活状态与形式表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深刻的理性批判呢?
【女性的个性张扬】
女性的自我觉醒首先在文学中得到张扬。女性的压抑首先是人性的压抑,即性和情欲的压抑。五四新文学营造了一个个性解放的语境,尤其著名且实绩丰厚的堪称“创造社”的作家们,以两性关系为切口,注重表现人的情欲和天性,释放本我,解放情感、情欲的人性革命,是创造社热衷的话题。据茅盾于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写的《导言》中说,1921年5—7月三个月间,刊载于各类杂志的新小说有115篇,其中爱情小说有70篇,农村生活只有8篇,城市生活的3篇,家庭生活9篇,学校生活5篇,社会生活的计20篇,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实在乃是描写了男女关系”。所以“竟可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了”。这种倾向,在新时期以降的小说创作里又重演了一遍,而这一次的演出竟然是阴盛阳衰的。
女性写作在80年代势头初涌,90年代势如决堤,21世纪则势成泛滥。在两性问题的文学描述上最出位也走得最远的,正是女性作家而非男性作家。挑逗成为所谓文学的手段和目的,这些出位和离文学甚远的物事姑且不论,但接续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和张扬自我的文学传统,且有革命性颠覆的,正是由女性书写来完成。
在当代文学中,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最早触摸到女性爱而不得所爱,却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剧,质疑两性关系中的非爱情因素的合理性,以文学方式探索释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的当下实践。这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9年,无疑是石破天惊的,也是切中中国式婚姻命脉之作。女主人公钟雨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她的所爱,只能把对他的爱投注在他的赠物——契诃夫小说选集中去,把现世的苦恋寄寓天国与来生。张洁技巧地表达了中国女性埋藏得很久的生命欲望,而又把这种欲望置于自由的逃避之下。责任、道义、克制等人类美德,似乎瞬间化作来自远古荒原的巨垣,横卧在两颗吸引得很苦又分离得很累的灵魂之间,异化为一种伪饰的崇高。她把女性生命的焦虑,化作一种崇高,她叛逆了个性欲望而服从某种道义。张洁把主人公的悲剧,置于残酷的对话系统中去演绎,而把自己间离出来。张洁断然和清醒理性地编织这个故事,并以第一人称的叙述,令人物痴迷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却依然期待无望,作品的间离状态,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辩难的复杂情状客观化,完成了对一种普遍真相的返照。张洁因此也就实现了不仅仅站在狭隘的女性立场,而是在人的制高点上俯视两性关系中东方文化氛围中的种种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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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子小姐【女性书写】下面要说到的是另一种女性书写,映川的小说,她在追求纯粹之爱的同时,塑造着男性,而这种塑造是在面对差异,反复离合中实现的。这同时也代表了21世纪中国社会女性主义进化的人性成就,她们已经远远地走出了张洁的时代牢笼,已经不是被动地被选择,而是主动地进取地选择着,选择就是自由。 映川在长篇小说《女的江湖》中,塑造了一个不仅知道自己爱什么、怎样爱,同时具有主体性冲击的“我要”的女性。她在情感、人性的不断逃离与回归中,实现了自我与对方的互救、铺陈了相互的差异。她在极度自由的情爱空间里游走,却又本能地逃避着自由的侵扰。在经历过三个不同的男人之后,她终于还是选择了其中的顾角。她给顾角写了最后的信,她无奈着同时又热望着,这是一种纯粹对庸常的投降,也是对男性的挑战与和解。这是退守的进攻,是明智的举意。既是女性最终的现实姿态,也是生活本身为女性准备着的理性姿态。 映川自然未及杜拉斯的冷峻,也没有张洁撕心裂肺的凄楚悱恻,她只是有所选择十分明智地消费着、时尚着爱情。而她对爱情的阴谋对生活庸常的穿透,有着一种东方式的现代狡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