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酱缸理论

中国自古是个大国，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但近代以来，我们蒙受了很多的屈辱，历史学家们又没有能力对我们陷入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做出有力的解释。很多文学家、知识分子就开始“胡思乱想”，从自高自大的极端，走向了自卑、自我轻视，甚至自我蔑视的极端。酱缸文化的提出，以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典型的例子。

酱缸理论是一个水平很低的理论，归因荒谬，逻辑漏洞百出，严格上来说，它本不能算理论，它只是中华民族在衰落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失去自信的情绪发泄，只是披上了一层理论的外衣罢了。

细思酱缸理论的逻辑，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前现代气息。

酱缸理论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中华文明的绵延时间很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郁积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越累积越多，形成一种酱缸文化。这种酱缸文化是有毒的，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和民众的不文明行为。另外，这种酱缸文化还是会“串味”的，使得外国的制度和文化一搬抄到中国就走样，这就更加剧了酱缸文化的深重罪孽。

在这条逻辑链条中，“有毒”无疑是最关键的概念。柏杨用这个概念将逻辑链条的两段——“中华文明的长时间绵延”和“中华民族近代的种种问题”“合理”地连接起来。

然而，柏杨说的“有毒”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化学家们是不是已经将所有有毒物质的致毒原因都解释清楚了。但我们应该要知道，所谓的有毒物质，只是由于它们的某种特性，对我们的身体有害而已。并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罪恶的。而且，不同的有毒物质，也有不同的致毒机理，中毒后的表现也是不相同的。巴豆和砒霜都算“有毒”，但吃后产生的症状就绝不相同。我们不会认为腹泻至虚脱是由于吃了砒霜，也不会认为七窍出血的死法是巴豆导致的。遇见相关的病人，我们应该要首先确定他中的是哪种毒，才能合理地制定相关治疗方案，而不能只知道一个“有毒”，就胡乱治疗，用解巴豆毒的方法治疗中砒霜毒的病人，也不能用解砒霜毒的办法，治疗中巴豆毒的病人，或者干脆各种解毒方法都来一遍，也不考虑对方身体能否承受得了。

那么酱缸文化的所谓“有毒”到底是什么毒呢？致毒的机理是什么呢？解毒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这些柏杨都没有说。柏杨认为，中国人脏乱差是因为文化有毒，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文化有毒，中国女人缠足还是因为文化有毒。中国人不勇敢是因为文化有毒，中国人太莽撞还是因为文化有毒。中国人自卑是因为文化有毒，中国人自傲还是因为文化有毒。

这么多的毒素，导致了这么多的后果，我们很难从中找出其自身内在的联系。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柏杨认为的中国人的缺点。这样的一种归类方法，让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但凡遇见无法用生活经验直观地进行解释的，我们都称之为“有鬼”。“有鬼”，代表的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只要有了“鬼”，所有不能解释的，就都能解释了。

无论是“有毒”还是“有鬼”，都不是对事物内在机理研究而作出的分类，只是我们对不理解事物进行的笼统归类，其内部的差别可能不亚于人类和单细胞生物的差别。如此模糊的认识，是不足以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任何帮助的，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对中华文化进行“除毒”，是很容易造成用截肢的办法治头痛的恶劣后果。

柏杨的酱缸理论的逻辑链条，是用这样一个前现代的观念串连起来的，怪不得别人耻笑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差了。

酱缸理论的另一个逻辑问题出在比喻上。

我们在阐述一个道理时，为了将道理说得更明白，通常会借用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来作比喻。这样能更好地为读者开拓思路，让读者更具体地感受到，而不仅仅是在抽象层面去理解道理。说白了，比喻只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本身并不是道理，不能再比喻的基础上进行推论，例如，我们说某人温顺得像只兔子，并不能以此推论出这人长着两只耳朵和浑身绒毛。

文明的发展是有惯性的，其中也难免会产生一些传统，影响后代的人，将之比喻为“沉淀的酱料”，也不能算错。可是因为酱料残余会使酱缸发臭，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有毒，这就错了，将比喻混进推论中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酱缸是腌咸菜的，古代食物储存技术很差，很多蔬菜收获完之后，只能通过酱缸保存，我是不是能就此推论出，一种文化如果不进入酱缸，就很容易灭亡？逻辑很荒谬嘛。

文明发展的惯性，根源于人类行为的路径依赖。人类在活动中，会得到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对过往的总结，同时也将被用作指导将来的发展。这些经验在被人类的不断使用中，价值会得到充分的挖掘，而其他没有被总结出来的经验的价值就会被忽视。如果我们将文明看作一个生态系统，随着时间的累积，生态系统会逐渐失衡，情况越演越烈，就会需要变革，来重新平衡文明生态系统。

这些变革是文明发展产生的阵痛，也会扩展文明发展的维度，文明只有在这样的阵痛中螺旋上升，日益精细化、复杂化，才能从低级走向高级。不能将文明发展的惯性认为是文明的毒素。

还有一些人，看到引进西方的文化制度，到了中国都走了样。觉得这是被传统酱缸文化串了味，于是痛心疾首，更增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厌恶。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走样是正常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地的文化才会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佛教传入中国被汉化，中餐走向世界被洋化，都是正常的，符合一般规律的。

至于制度，在引进过程中走样的原因也不复杂。我们设计某种制度，是为了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可是问题与问题之间，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不能简单地套用制度。我这边举一个经济学中常用到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有一家幼儿园，经常有孩子父母由于工作忙，很晚才来接孩子，导致幼儿园不得不每天都留下一两个老师照看这些滞留的孩子。幼儿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了一个规定，如果孩子父母不能再放学时准时来接孩子，超过一定时间，要缴纳罚款。没想到的是，该规定一出，不准时来接孩子的父母更多了。很多父母缴纳完罚款之后，就心安理得地更晚来接孩子。幼儿园苦不堪言，只得取消了罚款制度。然而，那些家长认为，既然自己已经缴纳了罚款，虽然后来不再需要缴纳罚款了，但自己晚点去接孩子，还是心安理得的。经过这一出，幼儿园放学后孩子的滞留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严重了。

如果细究这件事，我们很容易明白，罚款只适用于禁止人们做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如墙角撒尿，乱闯红灯之类。而父母不能在孩子放学时准时来接，是因为有实际困难，罚款的方法用在这里，就不奏效了。

制度走样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问题的本质没有深刻认识，只依据一些粗浅的表象来引进制度，难免是要走样的。医生在医治病人时，如果一种方法不奏效，就会换另一种治疗方法，决不会死守着治疗方法不放，抱怨病人的体质有问题，夸耀自己的方法用在另一个病人身上效果有多么完美。因为，相比而言，病人的体质是重的，治疗方法则是轻的，轻的理应从重的。同样，如果我们引进的制度走样了，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更深刻地去分析问题，以设计更适合的制度，而不是抱怨传统文化使制度走了样。因为，传统文化是重的，引进制度是轻的。那些要让传统文化去迁就引进制度的人，与其抱怨传统文化，不如先反思一下自己刚愎自用的性格，以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自己把引进制度看得如此重，以致认为它不会错，是什么原因让自己把传统文化看得如此轻，以致认为不论什么事，总是它的错。

酱缸理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归因的问题。

归因是给发现的问题提供一种解释，这看似很简单，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不能掺杂太多个人情感，同时也需要解释者有较广阔的视野，才能从多个维度去审视问题，看到问题的本质。然而，这两点柏杨都不具备。

酱缸理论诞生于中国人积贫积弱的年代，那时的中国人早已被西方击垮了自信，急于恢复祖先的荣光。其实，很多改变，是需要较长时间来进行的。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希望能用一代人的时间让中国从谷底重回巅峰。他们看不到缓慢的进步，总以为问题出在自己改变得不够彻底，反思得不够深刻。这样一种偏激的心态，使他们眼里只有中国，只看得到中国，只关心中国。他们的视野变得狭窄，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待问题，经常将人类通病当成中国人特有的问题。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谈到中国人容易膨胀时，举了一个例子：

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柏杨讲完这个发生于罗马的故事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然后就是进行各种不靠谱的分析。

我想，既然这个故事发生于罗马，要得出什么结论，也应该是意大利人最容易膨胀才对，要不然就该是全世界人民都有爱膨胀的毛病，怎么就得出中国人最容易膨胀呢？如此明显的硬伤，写的人没发现，就这样写了出来，看的人没发现，就这么接受了。

类似的问题在柏杨的书中俯拾皆是。柏杨絮絮叨叨地讲述着自己的各种人生经历，然后不断得出中国人最容易膨胀，中国人同情心贫乏等结论。他之所以如此武断，是由于他对中国人没能迅速改变现状而感到非常不满，这种情绪使得他对中国人失去了尊重。

很多人会说，批判自己深刻一些没什么不好。对此，我想说的是，这种批判非但不深刻，反而很浅薄，不能把刻薄当作深刻，这是两回事。况且，批判只能使少部分民族自尊心强的人发奋图强。更多的人，民族自尊心不那么强，你批判中国人，他不仅不会因此发奋图强，反而会以身为中国人而耻辱。还有一些人，有一定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被批判了，也想有所作为，然而看到问题太多、差距太大了，自身能力又有限，也容易对民族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坠入自怨自艾的深渊之中。

酱缸理论的这种视野的狭隘，是由于深刻的民族自卑情绪导致的，它让我们看不到世界的其他民族，只看得到自己，更无法清晰地了解自己。而且，民族自卑情绪会扩散，会毒害国人的心智，如果不加以遏制，会使整个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另外，近现代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社会科学素养，思考问题一般只从所谓人文主义角度，不了解国家民族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只能从目之所及的社会现象来解释，不了解社会现象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只笼统地认为是文化导致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文化人们猛烈地批判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批判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希望中华民族由此走向复兴。

文化当然对一个民族有深刻的影响，但也不能认为社会现象的根源都是文化。在同一种文化下，不同的时代熏陶、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都会导致社会呈现不同的风貌，哪怕就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不同公司，由于领导人物能力、风格和公司规章制度的不同，员工表现出来的风貌也是大不相同的，这些我们都应该充分考虑。

比如，同样是中国军队，1937年面对二流强国日本都无力对抗，不得不开启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而抗战结束仅五年后，就能在朝鲜战场跟世界第一强国打成平手。这种改变不是文化导致的，仅仅是领导人才能更高了，政治更加清明了，普通士兵的向心力更强了。

还有，很多人喜欢用随地吐痰、不爱排队、不守时、闯红灯等来骂中国人没素质，不文明，进而对中国文化和种族进行攻击。

吐痰是不是不卫生，当然是。也许知乎很多人没在农村生活过，不太了解农村的生活状况，吐痰的不卫生，在农村根本不值一提。你见过农村雨天过后墙壁上怕满避雨的蚊子的景象吗？你有过农村的夏天，一张贴蝇纸用上两天，上面就粘满餐饮的尸体，平时吃饭时，都是一边挥赶苍蝇，一边吃的体验吗？你下过农田吗？田里的虫子可是非常多的，你能忍受虫子在你身上爬来爬去吗？之前，一个生长于城市的女孩子跟我说过一段经历，她曾经很爱一个男孩，想跟他结婚，愿意去农村过苦日子。然后她去农村种了一天田，就跟那男孩分手了。

更何况，农村也没有专门的痰盂，总不至于吐一口痰还专门跑厕所吧。农村的厕所，是真的厕所，不是卫生间，一点都不卫生，这一点懂的人自然会懂。农村也是都是土路，吐一口痰到地上，用脚一碾，就消灭不见了，我那时也经常这样干。后来到了城市里，卫生条件也变好了，口里的痰也变少了，在周围干净环境的衬托下，也越来越觉得痰恶心了，更不会随地吐痰了。

我之前的不文明行为不是被什么文化腐蚀造成的，后来的变化，也不是先进文化的熏陶，纯粹是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其他诸如不守时、不排队、闯红灯也是如此。

中国正处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率也在不断提高，大量农村人涌入城市，当然会把很多农村人的习性带入城市。更何况，原来我们的城市发展水平也较低，就近几年才发展得不错。

处在我们这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诸如随地吐痰、不守时、不排队、闯红灯之类的现象是很正常的，这不是我们文明的耻辱，这正说明我们的文明是正常的。假如在某一个文明中，农村人从小到大没见过红绿灯，一到城市就能完全遵守交通规则，那才是奇葩的文明。说来可笑，我小时候就没见过红绿灯，只是在小学课本中听说过，“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也只是小学背过。长大后到了城市，只记得一种灯代表“停”，一种灯代表“行”，具体的就忘记了。有时站在十字路口，有很多红绿灯，也不知道该看哪个，所以，我都是看着别人怎么走，我也跟着走的。这种情况，我在城市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有所改观。

酱缸理论将这些不文明行为都归结为是中华文明的毒素导致的，这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是对中华文明的污蔑。其实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只是发展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优劣，将文明发展的差距当成是落后文明的劣根，是非常无知的。不文明行为固然要批判，如果代价是要将中华文明定义为劣等文明，如果代价是要让中国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只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那所得严重不抵所失。

知识分子需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但也需要研究事物发展的内在机理，不能只把所有直观看起来不好的、不如人意的东西，都归咎为文化有毒，这是懒惰和无能的表现。

我们中国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近代的屈辱渐渐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应该要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自己了，像酱缸理论这种刻薄的、充满民族自卑情结的东西，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吧。

我每每看到《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出现在各种推荐榜上，总觉得非常遗憾，看到一本《巨婴国》大火，也非常的困惑，为什么我们还要用这种方式来摧残自己？伤害自己？

《巨婴国》这本书，我没有看过，只是看过一期《罗辑思维》的相关介绍。这本书的论证方法，大概是本文上面提到的，将比喻混进推论的方法吧。这种论证方式，得出来的结论，有什么可信度呢？有像婴儿行为的成年人就叫巨婴，这样的国家就叫巨婴国，用这种逻辑来胡说八道，太容易了。

只要肯发挥想象力，任何两种东西都可以找到很多相似的地方，脚气尚且有“五德”，更不用说其他的了。至于像的东西是什么，那就看作者的倾向了，如果作者想贬低，就比喻为我们评价不高的东西，如婴儿、酱缸之类，如果作者想拔高，也可以找我们评价高的东西来比喻，那时会有另一套夸上天的说辞。

我们中国人还是要多一点自信，不要沉迷在污蔑自己的所谓批判中，也不要再他人的眼光中战战兢兢。只有挺直腰杆、傲然独立，才能有自己的判断力，才能在我们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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