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为何会深陷邪教

这些明显荒诞不经的邪教组织，如何让信徒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5月28日，山东招远麦当劳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群殴致死的故意杀人案。据公安部的通报，6名犯罪嫌疑人均已确定为邪教组织“全能神”的成员。犯罪嫌疑人为发展组织成员，向在事发餐厅就餐的人索要电话号码。遭受害人拒绝后，将其残忍殴打致死。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全能神”（又名“实际神”、“东方闪电”）早在1995年便被明确界定为“邪教”组织。“全能神”是从美国1962年创立的邪教组织“呼喊派”传入中国大陆后，衍生演变的一个本土邪教组织。

早年的“呼喊派”甫一传入中国，就被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三自”爱国教会所抵制和批判，并于1983年被列为中国大陆的头号邪教组织。其实，在传入中国之前，“呼喊派”在美国就曾被著名的基督教护教及异端研究机构“基督教研究所”（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CRI）在1970年代早期确定为邪教。

由“呼喊派”衍生演变的“全能神”，在传入台湾地区之后，竟然招致台湾基督教众教会首次破天荒地聚首商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斥责“全能神”是悖离基督教真正教义的“异端”。

（资料图：2013年2月25日，台湾基督教众教会首次“破天荒”发表联合声明，将从大陆传入台湾地区的“全能神教”驳斥为悖离《圣经》的“异端”。）

问题是，这些被合法宗教组织所排斥，明显荒诞不经的邪教组织何以能控制成员？特别是，邪教组织的主张常常蛊惑成员直接危及别人生命，如在东京发动沙林毒气袭击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或者危害成员生命，如教导信徒自杀的美国邪教组织“大卫教”（Branch Davidians）；以及谋财，如唆使信徒卖淫并从中牟利的香港邪教组织“青龙教”；满足部分人的性欲，如著名的国际邪教组织“上帝的孩子”（(Children of God），等等。

美国心理学家史蒂夫·哈桑 (Steve Hassan)长期致力于对邪教的研究，并试图找到那些信徒为什么会陷入邪教组织不能自拔的答案。他2000年出版的《释放束缚：使人们能够为自己着想》（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一书中，分别从行为、资讯、思维和情绪四个方面对邪教作出了描绘。他把邪教组织对成员的精神控制（Mind control）总结为“BITE模型”（BITE model）。

一是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方面。邪教组织通常对成员的衣食住行进行严格的规范，甚至他们的睡眠和闲暇时间也要受到教义的限制和约束。信徒们大部分时间被教义的授课及组织活动（如念诵经文等）所占据；他们几乎不能擅自决定任何主要的事项，必须要经过批准；而且还必须汇报思想，将自己的感受与行动报告给上层成员。信徒们必须要服从教义所规定的严格教条，稍有违反就可能遭致责罚。总之，在邪教组织里，集体思维高于个人，个人必须臣服于“集体”的名义之下。

二是资讯控制（Information control）方面。邪教组织普遍通过控制和歪曲资讯，使成员尽可能不能接触到组织以外的资讯，有时会通过使成员过度忙碌以至无暇接触外界。为了促使组织内资讯能压倒组织外的资讯，邪教组织在组织内大肆宣扬教义或组织散布的讯息，并且由教主决定哪些人可以知道什么。为了进一步地控制成员，成立相互监督制度，鼓励信徒们互相举报。

三是思维控制（Thought control）方面。邪教组织无一例外都会把教义定为真理，宣扬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模式。通过一套特殊的语言词汇和概念来代替常规的思想表达。邪教组织绝不容忍成员有别的信仰，也不能批评教主或教义；压制信徒的思考，只允许“好”或“正确”的想法，否定或抹黑批判性的，或理性的以及建设性的批评。

四是情绪控制（Emotional control）方面。使每个成员随时随处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控制，过度夸大他们的罪恶感，使他们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过错而高层成员是不会错的。制造和培育恐惧，包括怕自我拿主意、怕外界、怕敌人、怕失去救赎、怕离开组织、怕遭到否定，等等。鼓吹离开组织即会遭受厄运，宣扬离开组织就是堕落，攻讦或杯葛试图离开者。通过公开悔罪等带来强烈情绪冲击和波动的事情来控制信徒。

（资料图：史蒂夫·哈桑 (Steve Hassan) 在2000年出版的《释放束缚：使人们能够为自己着想》（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一书中，他分别从行为、资讯、思维和情绪四个方面对邪教作出了描绘。）

史蒂夫·哈桑的这本书刚出版，就受到心理学界以及社会的高度评价。曾担任过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的菲利浦·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对哈桑的这本书作了高规格的推荐：

“史蒂夫·哈桑的工作我认为比其他研究者或临床心理学家更有价值。哈桑的原创思想呈现出令人着迷的魅力，仅此一点就堪称楷模。我相信读者通过这本新书将与我分享作者的热忱，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应付日益增长的邪教的威胁。”

津巴多教授就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影片《死亡监狱》的原型）的主持人，他参与主编的《心理学与生活》是大陆传播最为广泛的译版心理学导论教材。

哈桑最近出版的另一本书，《精神自由：帮助所爱之人远离控制他的人、邪教以及观念》（Freedom of Mind: Helping Loved Ones Leave Controlling People, Cults, and Beliefs，2012）中，人们受到控制的因素，已经不再是像“BITE模型”所描述的那样制度化和组织严密，只要具备其中几个关键的要素，那么人们就很容易受到控制和影响。

尽管大多数邪教的信徒都是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和社会阶层比较低；而且邪教组织对成员的控制通常是经年累月的洗脑灌输。但实际上，有时候不需要任何制度化、组织严密以及长期的洗脑，仅仅几天工夫就可能使一个城市白领精英被特定的情境所控制，而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例如，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歹徒奥尔森（Jan Erik Olsson）与奥纳夫森（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这起劫案因歹徒放弃而告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奥纳夫森，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在社会心理学里，因为这起离奇的银行劫案，类似人质同情甚至爱上绑匪的心理情结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到邪教组织的信徒，其受到控制的心理历程没有本质的差异。

其实，不仅是在被绑架的劫案中，在日常的生活里，只要人们处于满足以下四个因素的情境：受到威胁（唤起恐惧）；与外界隔绝（资讯屏蔽）；相信自己完全不能摆脱情境（无助感）；但又受到小恩小惠的对待（意外的优待）。 那么，他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都可能在无形中被情境所控制而发生扭曲、错位。

最令人沮丧的是，就像邪教成员张立冬在殴打无辜受害人时，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一样，那些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