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的悠久历史
【图注】
神奇女侠：“退后！以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特之名，禁止任何男人靠近此岛！”
告示牌：警告！任何试图踏上天堂岛的男人，杀无赦！
激进派女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在她1970年发表的《性别的辩证》一书中宣称道，“根本不存在什么乌托邦式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这番言论把费尔斯通塑造成一个独立山巅、做着变革美梦的孤独远见者， 也使她处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要位置。
从图中可以很大程度上定义费尔斯通。例如，苏珊·法鲁迪在她最近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可爱传记中把费尔斯通描绘成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女人，着重强调了她晚年孤独无依的苦涩和理想的幻灭。关于2012年费尔斯通去世后的追悼会，法鲁迪写道：“很难讲这些哀悼者来是为了纪念哪个时刻，是费尔斯通的离去还是一整代女性主义者的逝去。这些女性主义者竭尽全力创造了一个终究无法繁荣的世界。”费尔斯通是第一个认真看待未来的人，因此，这也注定她会游离于整个时代。
我不想否认费尔斯通观点里的真实和力量。当我读法鲁迪的文章时，我哭了。但是我认为，当我们看待费尔斯通的成就时，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更少孤独、更多人情味的方式。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费尔斯通在1970年所声称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乌托邦式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纯是夸大其词。举两个家喻户晓的例子，1915年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连载了《她的国》，描绘了一个无性繁殖、没有冲突和战争的女性主义理想国愿景。另一个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威廉姆·马斯顿的《神奇女侠》漫画，讲述了在纯女性母系社会“天堂岛”上和平与爱、屈服与奴役以及巨型空间袋鼠的故事。
那么，与其说费尔斯通没有创造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传统，倒不如说她正身处于这样的传统。《性别的辩证》不仅仅是开天辟地之作，更是女性主义乌托邦想象的集合和延续。
对于《性别的辩证》里的费尔斯通来说，女性主义乌托邦想象基于一个一分为二的论点。其一，性别差异（或者叫“性别阶级”）根植于生物学。其二，性别差异是所有类型不平等的来源，如经济剥削和种族歧视。她将种族主义社会看作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家长制压迫家庭，在这里，黑人被当做幼稚的小孩子对待。在她看来，人人都向往一个平等的社会。因此，激进派女性主义者“都在讨论改变基本生物条件。”结果造成女性主义革命过于激进到难以想象。“如果存在另一个比‘革命’还无所不包的词，我们指定用那个。”
那么这场“超级革命”将会怎样上演？作为这个传统中崇尚理想技术的激进派“马克思”，费尔斯通期望科学的进步能足够改变物质条件以使平等成为可能。控制论将消除工作的必要性，而新的生殖技术将消除生孩子的必要性（“妊娠是原始的……为了人类延续的个人身体暂时变形。”）。
在费尔斯通的愿景中，一旦我们消除了体力劳动和妇女劳动，社会将改革，资产阶级家庭将被消除。人们将不再挤在小家小户中，而是居住在10个人左右的大型家庭中。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分散在家庭各处，不需要根据年龄隔离或者一直处于被迫的不成熟中。此外，费尔斯通谈到，没有了繁殖的专制，一夫一妻制甚至是乱伦禁忌将变成多余，可以遗弃（“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可以包含生殖器性行为，只要孩子有这个能力——也许比我们现在认为的还要多很多”）。那么，性欲、亲密和欢乐将会充满整个文化，而不是受缚于狭窄局限的浪漫爱情。她总结道，“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只应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且不受客观依赖性和由此产生的阶级不平等的腐蚀。”
显然，当你呼吁终止妊娠和乱伦禁忌时，你正在把人们逼疯。当时很多人利用费尔斯通的推测（我坚信现在也有人这么用）去排斥她的作品和思想。
但事实是，这些想法并不是那么特别边缘化。（正如布莱恩·阿特伯里在《解码科幻》里提到的）这些想法最初是对大多数男性笔下偏执的反乌托邦的反思，就像电影《人体入侵者》，讲述了为修补人类繁殖和小家小户问题，一种荒谬的去个性化女性蜂巢由此诞生，从而成了人类的噩梦。
但是费尔斯通的愿景不仅仅是对反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的回击。正如我说的那样，它也是单独的女性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这里举个例子，厄休拉·K·勒吉恩在《恶魔的左手》中描绘了一个雌雄同体的世界，在那里——把费尔斯通的话换一种说法——不仅是男性具有特权，而是性别本身被消除了——试想：任何人都可以把手伸向任何事物。这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它的心理效应却无法估量。每一个17岁到35岁之间的人都受“生子”责任的“约束”，这个事实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是像别的地方的女人这样从心理到生理地彻底地被“约束”。责任和特权相当均等地平分；每个人都要冒相同的风险，做相同的选择。因此，这里没有一个人像别的地方的“自由男性”那样自由。
以下是在《雌性男人》中，乔安娜·拉斯想象的一个地球男人和未来纯女性社会的女人之间的采访：
主持人：……伊瓦森小姐，你不想男人回到威尔勒威吗？
杰妮特·伊瓦森：为什么要他们回去？
主持人：伊瓦森小姐，有人说，一种性别只是一个物种的一半（他引用了一个著名人类学家的话）。你想消除威尔勒威的性别之差么？
杰妮特·伊瓦森（无比尊贵且完全自然地说）：什么？
主持人：我是说，你想消除威尔勒威的性别之差么？性、家庭、爱、性欲吸引——随你怎么叫——我们都知道你们的人民聪明能干，但是你认为这就足够了吗？你肯定有足够关于其他物种的生物知识来明白我在说什么。
杰妮特·伊瓦森：我结婚了，而且有两个孩子。你丫到底什么意思？
勒吉恩的小说1969年发表，比《性别的辩证》早一年；可能费尔斯通在写书的时候并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拉斯的小说《雌性男人》写于1971年，而且很可能她读过了费尔斯通的作品。
然而，我觉得谁受谁或者没有受谁影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费尔斯通并不是哪种疯狂的空想家。或者就算她是，她也不是唯一的一个。苏珊·法鲁迪援引凯特·米利特，“我所呈现的是显而易见的大男子主义者，而舒丽（Shulie，Shulamith的别名——译者注）呈现的是所有细节。她所做的危险多了。”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毫无疑问那个时代（甚至更早）也有其他作家致力于呈现所有细节，想要在繁殖和家庭之上重建这个社会。
从某种程度讲，给费尔斯通的事迹加上来龙去脉让她变得不那么激进，或者至少不那么独一无二。但是我认为这也让她与其他人的联系更紧密。她的梦想不仅只是她自己的梦想。她非常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同女性主义相结合，将女性劳动视为所有劳动的原型。这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看法，而是对话的一部分，在这个对话里，像勒吉恩、拉斯、吉尔曼、马斯顿这样作家积极探索生理差异如何与压迫相关联，以及其意味着怎样的改变。她弗洛伊德式的主张——异性恋不是正常的恋爱，以及她关于“多形性反常”的论点，均是女性主义和同性恋思想家之间悠久丰富对话的一部分。费尔斯通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也是同性恋的乌托邦，它只有在同性恋政治和女性主义政治纠缠不清的时候才能实现。
毫无疑问，费尔斯通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相对于她对过去和现在的分析，她把精力大多集中于未来。但是我认为这并没有把她从她的时代或者我们的时代剥离出来。相反，展望未来是我们与现在互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写完书之后的余生，费尔斯通失去了和她的运动以及同辈人的联系。帮她找回姐妹们的方式之一就是去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大背景中“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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