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绅士”文化从何而来
谈到英国人，人们往往会联想起“绅士”二字。优雅稳重的行事方式、理性内敛的文化气质，这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英国特质是怎样形成的？摊开历史画卷，“绅士”背后的文化印记渐渐浮现……
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从一个偏居欧洲边缘的岛国逐渐崛起。到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确立海上霸权地位，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之一。英国的专制统治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法国）不同，它有着独特的“国王在议会”和“以法治国”的宪政，即国王的政策必须经过议会认可。这种政治氛围与当时英国人文主义文化的昌盛密不可分：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创作 《乌托邦》，描绘了乌托邦人良好的社会习惯和开明的宗教态度，含蓄地控诉当时欧洲基督教社会之道德沦丧；史诗《仙后》的作者埃德蒙·斯潘塞弥补了乔叟以来英文诗歌的不足，让诗歌成为音乐；更真实反映都铎时代的则是威廉·莎士比亚，这位天才的剧作家、诗人以其深刻精湛的作品影响了英国、欧洲和世界。
在经历了17世纪的国内动乱和暴力战争之后，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使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迈向现代文明的国家。“光荣革命”引领了一个新时代：王权受到限制，议会定期召开，在行政和立法之间建立了有效联系，强调法治，外交及财政政策发生重大变革，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制度和最活跃的思想文化。政治方面的演变促成了一种独特的英国文化传统，即在传统中进行变革，将传统文化与自由开放的社会结合起来。
“光荣革命”之后，围绕政治与社会改革，英国产生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两种政治倾向。1832年议会改革用与“光荣革命”类似的手法实行了保守主义的激进改革：接受激进原则，却以尽可能保守的方式加以执行。这条在冲突中融合的变革之路一直延伸到现在。1832年后英国再没有经历过暴力革命，国家发展始终遵循渐进、改良、实用之道。这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发展模式最终成了英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在19世纪欧洲大陆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之际，英国的国家形象却被塑造为常识、公正和优雅举止的“家园”、由开明绅士统治的“可爱国度”。
英国稳健的发展模式可以在其思维方式、精神气质中找到部分原因。英国人讲求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尊崇经验。埃德蒙·柏克对此曾有精辟描述：“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新花样，也不回归经试验已发现有问题的旧式样。”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验主义和务实精神成为英国思想文化之特征，甚至引导着其国民性的形成。这种理智的实用主义支配了英国长期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即在和平时期避免卷入任何正式的结盟关系，以便在两个相互抗衡的国家集团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从而能够扮演一个“均势维持者”的角色。依靠均势、自由贸易和超然的地理位置，英国在19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取得了其他欧洲国家所没有的主动权。
至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方面创造了惊人的变革：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现代的很多运动都是在那个时代成形的。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英国各种礼仪的形成时期，这使其成为“礼仪之邦”和“文雅社会”。“绅士”（Gentleman）一词即来源于这一时期，英国独特的“绅士”风度在这一时期成熟定型。它力求体现的是：公平合理的竞争原则；言行举止由理性主宰；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气概，为维护个人与国家的荣誉在所不惜。这种风度融合了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孕育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质，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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