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文学vs道德
【The trial of Lady Chatterley's Lover | Books | The Guardian】
企鹅出版社因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遭到诉讼，陪审团的判决结果是宣告无罪。历史上，没有判决比这一次这更具深刻的社会影响。五十年后，杰弗里·罗伯逊还在研究这本书是怎样改变英国文化景观的。——《卫报周报》先睹为快
几个世纪以来,老贝利(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为质疑国家提供了终极竞技场。但在所有的审判里， ——不论谋杀罪、故意伤害罪、叛国罪还是妨害治安罪，都没有像宣告企鹅出版社因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无罪更具深刻的社会、政治影响。这一判决是对出版自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至少对有文学功绩的作品佳作来说。（对于无文学功绩的作品，直到1971年奥兹审判后才有所保障。对于有缺点的作品，则等到了1977年的《琳达·洛芙丽思的揭密》被宣判无罪后才获得权利。）但是，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标志着第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英语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力量和乔治·奥威尔(英国小说家)笔下那些“冠冕堂皇的统治者”的卫道士的道德战争的。在60年代，一些至关重要的人权问题的合法化，包括要求同性恋、堕胎、废除死刑、戏剧审查制度和离婚法的改革等问题。《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胜诉，告诉世人胜利是可以实现的。有了这次审判的拥护者，杰拉尔德·加德纳·QC (Gerald Gardiner QC工党大法官)的帮助，胜利就实现了。
英国陪审团曾创造了安全的保护了言论自由的神话。而反之，亦然。早期，老贝利陪审团（直到1972年财产私有后组成）按着法官的意愿行事，然后定罪。直到1959年，图书出版者还是可能因出版包含“词藻华丽的段落，可能含有使阅读者因接触不道德的影响而堕落和腐败的倾向的能容”而入狱。当时，文学的标准适合14岁的女学生阅读的—— 不管她们看不看的懂，愿不愿意看。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约束：1928年，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的《孤独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遭禁，原因是文中的一句话（“那晚，她们不曾分开”）触动了地方法官的神经，他认为这句话是两个女同角色限制级画面的描写。他说，这将“引起最不纯洁的思想，扩大社会中的女同性恋倾向; ” 控方让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英国作家, 1865-1936,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出庭作证，法院需要个文学家来证明“保持帝国纯洁的必要性”。
自20世纪三十年代起，英国开始普遍审查文学作品中有关性的描写。（对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爱尔兰作家，诗人>有过缓刑，现在，含有大量的限制级的文字副本已故大法官的文件中找到）。
在20世纪50年代，警方查获的金赛报告（金赛教授(著有<<金赛报告>>, 调查美国人之性行为)的副本，并对对现代小说作品的四大主要出版商起诉 ——其中三个被定罪。
在这期间，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美国“垮掉派”作家），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英国作家），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英国作家）和其他一些作品只有能够负担去法国旅行费用的的英美读者可以买到。
1959年，在作家家协会游说，国会通过新的《淫秽刊物条例》，序言中承诺“为文学提供保护，同时加强法律约束黄书”。这种区别在于为雷金纳德·曼宁厄姆·布勒（Reginald Manningham-Buller）检察长提供了证明模棱两可的依据。 1960年8月，他：在去南安普敦（Southampton英国港口城市）的火车上阅读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前四个章节，他写信给公诉检察长，批准起诉企鹅出版社。并附言到：“我希望能定罪”。
在这个案子中其决定性的因素的是企鹅出版社的建议售价为3 / 6；换句话说，这使得妇女和劳工阶层能够购买这书。民主进步党（DPP）的文件表明：是当时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男性律师和政客拒绝沉默了。
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案例是不适当的，但它恰恰体现了的立法的反知识分子的性情，这意味着一个无可挑剔地自由事业的失败。此外，劳伦斯有先例了。早在1915年，《彩虹》所有副本已被警方查获并烧毁（因为“反战”的信息和赤裸裸的限制级描写）。 1928年，警察威胁出版商马丁·塞克（Martin Secker）说，如果不删除劳伦斯的诗集《三色堇》(Pansies) 里共达13页的内容，就要起诉他。出版商屈从了，但同时也把未删节的副本送到了国外。次年，警方突击搜查劳伦斯的绘画展，在每一张画布上搜查，看是否有不良信息。在接下来的30，英国海关筑起了一道防疫线，防止走私法国和意大利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副本。因此，劳伦斯污秽的第五专栏作家的形象在循规蹈矩的英国人印象中根深蒂固。他是个比可预言地像萨德（De Sade）或纳博科夫（Nabokov，他的《洛丽塔》是更敏感的对象）等“肮脏”的“外国佬”更危险的敌人。在先入为主的傲慢与偏见的影响下，英国检察机关忽视了纽约法庭的呼吁。纽约法庭于1959年推翻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禁令，他用“力量和温柔使人折服”来解释它的庸俗的盎格鲁-撒克逊用词。
这些话激怒了曼宁厄姆·布勒（Manningham-Buller）和那些“灰色老人”（如劳伦斯曾形容他的审查时这样描述他们）。突破礼教依赖于掩盖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实。1960年，为了使妻子尽责，仆人尽忠，康斯坦斯·查泰莱小姐和猎场看守人的情事是人们难以启齿的。检察官是自满的，他们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主要由占有一定财产的中年男性组成的陪审团是持中间态度的中产阶级。他们中难免有爆粗口的人，控方律师的每一句话都要民主进步党员的仔细监督。一开口，他就亮王牌，脏话连篇，“fuck”，”fucking”(河蟹)出现三十多次，“cunt”(依旧河蟹)出现14次，“balls”（还是河蟹）13次，“shit”和”arse”(继续河蟹)6次，“cock”(接着河蟹)四次 ，'piss'三次（将河蟹进行到底），不一而足。
控方不能明白的是，1959年法令将某些重要变化写进了法案。虽然保留了“堕落和腐败的倾向”做为淫秽的标准，但看书要有全局的观念 —— 也就是说，不能断章取义。只要尊重它的受众就行。换句话说，除非书是针对青少年市场的，不然书就不再以14岁的女学生为标准。最重要的是，该法第4条规定，即使陪审团发现这本书倾向于堕落和腐败”仍然可以开释,只要可以证明该出版物是在科学，文学，艺术学习或任何其他领域正当的关注“。这次审判的无名英雄，企鹅出版社的辩护律师，迈克尔·鲁宾斯坦（Michael Rubinstein）全身心地投入到为防御任务的招募专家作证 - 不只是文学教授，还有知名或不知名的小说家、记者、心理学家，甚至还有神职人员。
输了官司后，检察长假装不屑的反击说：“宗教是宗教，学院是学院”。但是这是一个谎言。事实上，控方试图找支持禁止劳伦斯的小说优秀的人才，但一无所获。民进党的第一个建议是再次找吉卜林出庭，但他在1936年去世。TS·艾略特（TS Eliot英国诗人，文学家）、利维斯（FR Leavis）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相继拒绝了。牛津的英语文学的读者告诉民主进步党说（和她后来告诉陪审团的一样）这本书的作家是个天才，他很真诚. 它体现了英国当时法制教育的狭隘性。而那些养尊处优民主进步党的律师和财政部法律顾问，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伊顿公学毕业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进行重大起诉的律师不可避免的是由法官提携的。其领导人，默文·格里菲斯·琼斯（Mervyn Griffith-Jones）显然对没有文学的兴趣，他是中上层阶级的道德化身，抱着书会危害社会秩序的观点不放。他用他著名的愚蠢关于妻子和仆人关系的问题执意修辞学和真心诚意。
对社会的假设，反映了格里菲斯·琼斯思想的局限性。随着审判的深入，成人，尤其是仆人对的反感比他关注的庸俗的词汇还严重。他对那些他不屑的证人所说的科目一无所知。他试图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侮辱掩盖自己的紧张（“现在，你不是在莱斯特大学”）他愚昧的理由就像他愚昧的人生观。他甚至分不清劳伦斯写的是赞歌还是描写少儿不宜场景的。（“想知道他（指劳伦斯）想说什么不容易啊！实在是不容易啊！”）审判后，《所有灵魂》（All Souls）的守门人，约翰·史毕勒（John Sparrow）在一篇名为邂逅的文章中写道，陪审团要在控方明白了哪个段落在说什么才能定罪，但他却是也还没搞懂新的法律。根据1959年法，大段的描写，甚至是可鄙的罪行，不再意味着有罪裁决。陪审员不得不扪心自问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出版业会妨害公共安全吗？如果是的话，文学座屏就要为此降低格调吗？
辩方队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从第一天的大胆的举动来看，加德纳和杰里米·哈钦森（Jeremy Hutchinson QC）援引性别歧视的法律使法官的同意把所有男性陪审团成员的脏言秽语记录在簿。同时，他们还运用他们的权利添加了三名女陪审员。他们意识到，当没有女性在场的时候，一个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可能对女性会过度保护，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不利。他们预测到检察机关的家长式管理是不会邀请女性陪审员列席的。
加德纳运用让的专业技能，转录了CH·罗尔夫（CH Rolph's）的《企鹅特刊》的《查泰莱夫人的审判》的高超手法。
他与以马歇尔·霍尔（Marshall Hall）为代表的指控方的那群的装模作样的文人不同。（“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看！神从来不给她一个机会 ，你们会吗？”）。
相反，他以一种简单的却有力的陈诉方式尊重陪审团，不卑不亢。他坚定地表示，不是法官决定这次的审判。如果有没有陪审团，法官伯恩(Byrne)一定会定罪的。
伯恩让陪审团考虑此书是否“描绘了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生活”，想想“合法婚姻”在基督教国家的意义，还强调，“猎场看守人，也有一个妻子。因此你可以推断出，他们最终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与今天的法官相比，1960年的法官把自己看成道德美德的监护人。在越俎代庖的同时，，他们来到模糊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海尔斯罕勋爵（Lord Hailsham）在议会辩论是他们混淆这两概念的映照：“在我接受，甚至原谅查泰莱夫人和梅乐士（Mellor）之间的关系前，我想知道，对他们的孩子来说，他们是怎样的父母……我想知道，仅仅依靠康妮（Connie's）的600英镑的收租，梅乐士怎样存活下去？……我更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有朋友，在社会的隔离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能长久？”
从头至尾，伯恩、海尔斯罕和格里菲斯·琼斯都认为，现代小说的功能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s）笔下的普里斯米（Miss Prism）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小说的意义”该无罪释放是道德的相对论的胜利，是对性的容忍的胜利，是文学的自由的胜利。”
在英国历史上，没有陪审团的裁决取得了这样一深刻的社会影响。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企鹅出版社售出300万册的书籍 -许多年后被称为“特工捕手效应” （pycatcher effect）——愈禁愈火。陪审团，民主社会的代表，批准结束艺术和娱乐上对性的涉及禁止。几年后，首相张伯伦（chamberlain）颁发的令人窒息的戏剧审查被废除了。（《周六晚，星日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横空出世，很快，彼得·芬奇（Peter Finch）在（《血腥星期天》Sunday Bloody Sunday）评价葛兰黛·杰克森（Glenda Jackson）说“乳房下垂”，肯·泰南第一次在BBC上说“fuck”（河蟹）），同性恋合法化，堕胎在合理范围内被允许，无需提供配偶犯有通奸的“婚姻罪行”就可以离婚。绞刑得以废除。
1960年，艾伦·莱恩爵士（Sir Allen Lane）铤而走险，遭到了很多的人身攻击，但他的律师想巧妙的把矛头转向公司，而不是个人，以免个人被判罪。但他因为一句话使公司陷入险境：“我的是要制作价格为十支烟的价格的一本书”。在过去的50年里，书价的涨幅比过去五十年里香烟的涨幅还大。在审判五十年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纯文学，对社会没造成任何的危害。那些书，电视剧，电影和卡通的危害是那些试图压制它们的人造成的。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0/oct/22/dh-lawrence-lady-chatterley-trial
译文：http://select.yeeyan.org/view/175714/1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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