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的一生与他生活的时代 （传记节选）
查尔斯·狄更斯的一生与他生活的时代--他的小说，或欢笑，或愤慨，或伤感，在文化遗产中有其独特的地位。
克莱尔·托玛琳于2011年九月23日星期五发表于卫报
1840年一月十四日，在伦敦马里列本救济院里召开了一次验尸审讯。救济院的房子散乱分布在马里列本路和帕丁顿路之间。一名教区的差官负责说服居民履行陪审员的义务。他已经召集到了十二名男性公民，大多数为中年本地商人。其中有一位显得与众不同。这名年轻男子穿着得体，相貌堂堂，身体瘦削，不高不矮有五英尺八英寸，黑色的卷发遮住了他的前额和衣领。这个新居民刚刚搬到邻近约克摄政公园的德文郡大街1号一间通风良好，配有大花园的房子。
从德文郡大街到救济院只有一小段路，但当他走进救济院大门才发现，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后他被引入一个房间，房间里面其他的陪审员在自顾自地说话，消磨等待验尸的时间。他们来到这里对一起杀婴案进行表决——一名女仆被起诉在她雇主的厨房里杀死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有一名陪审员当即宣布希望能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她。年轻的陪审员认出他正是前段时间购买两张牌桌时，被怀疑欺诈的家具商。另一个看法一致的居民把名片压到家具商的手上，低声说他希望将来能为其服务——他是一名殡葬承办者。
验尸审讯开始前，陪审员们必须被领到楼下地下室放置婴儿尸体的停尸房。尸体躺在盒子里，放在一条干净的白布上，旁边放着手术器材。尸体已经解剖过用以检验，被重新缝合起来了。这位新来的陪审员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凯蒂，此时的景象让他觉得那块布是精心铺好以迎接巨兽来享受晚餐。但他没有告诉其他人这个想法。陪审员们一致认为停尸房很干净并且粉刷得很好，接着陪审团团长说：“这样吧，先生们，让我们再回楼上看一下吧，差官先生。”然后他们齐步向楼上走去。验尸官叫托马斯·沃克里，最近才荣升为国会一员。而那位新来的陪审员就是查尔斯·狄更斯。
现在，那个被指控杀人的年轻妇人已经被一个救济院的护士带上来了。她很虚弱，看起来生病了并且受过惊吓。她被允许坐在一把马鬃椅子上，想把脸埋在旁边毫无同情心的护士的肩膀上。伊莉莎·布吉斯有24岁或者25岁，什么工作都做，而且她是个孤儿，这也是她岁数不确定的原因。
也许她就是在救济院长大的，很可能就是这样。她所做出的陈述是，一月五日星期日，在雇主位于艾及维尔路65号的房子里，她开始干厨房里的活，她是房子里唯一的仆人。一听到前门门铃响，她就跑到楼上让两位女士进屋，在她回到厨房时孩子，而且是个男孩，已经产在她裙子里并且夭折了。是不是在楼梯生产的还不清楚，但她肯定是自己为孩子接生，并且把脐带剪断了，尽力把现场收拾干净，最后找了一个盒子，或者锅，把孩子放进去，藏在碗橱里。客人走后，女主人玛丽·西蒙斯差遣她在寒风下刷洗前门的台阶，看到她如此不舒服，肚子又变小了，便责问她是不是刚刚生完小孩。一开始她极力否认，直到被威胁做检查时，她才坦白了这件事，并带西蒙斯夫人到藏孩子的地方。接着西蒙斯夫人雇了一辆四轮大马车把伊莉莎和夭折的孩子送到救济院的医院。
西蒙斯夫人看起来很冷漠，并且拒绝狄更斯对案子有利的怀疑。但验尸官给了狄更斯和哭号的女犯一个鼓励的眼神。第二个证人是外科医生波伊德，报告说嫌疑犯跟他说当时她正忙于家务活，门铃响起就马上去开门，“在这过程中孩子出生了，回厨房的途中孩子已经死了”。他不能确定孩子是否一出生就死了。后来在一次单独谈话中，沃克里先生告诉狄更斯，那个孩子不可能吸入一丝空气，即使是一点，因为他的气管有问题。
陪审员讨论案件的时候布吉斯被带走了。狄更斯决心起来反对那些要定杀人罪的人，有了沃克里先生的鼓励，他坚定有利的反驳使他赢得了辩论。当布吉斯被带回时裁决已经出来了：“发现时已死”。她跪下来感谢这位陪审员，说道：“我们坚信我们是对的——此生最让我感动的坚定。”就晕倒被带走了。她还是会被关进监狱，随后会上老贝利中央法院，但死刑已经被免了。狄更斯——他无疑是十二个陪审员中最忙的——立即回家为布吉斯在监狱的衣食住行做安排。他还找到内殿法律学院的大律师理查德·多恩，已故的杰瑞米·本瑟姆的朋友和助理，在老贝利法院的审判中为她辩护。
那天晚上狄更斯无法入睡。恶心和消化不良折磨着他，他不想一个人呆着，便叫醒妻子凯瑟琳与他一起坐着。救济院的死婴，监狱的景象，还有那个吓坏的，无知的，不幸的年轻妇人使他感到不安。第二天早上，他写信给他最亲密的朋友约翰·福斯特：“不论是那个可怜的孩子，还是他可怜的母亲，又或者是那个木盒子，那些陪审员，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早就知道监狱里的好些事，因一次他父亲欠债被投入监狱；还有婴儿的死亡，因他的两个小弟弟早早夭折。不过幸好他自己的三个小家伙都很健壮。他也了解这种什么活都干的女仆，或者说是打杂女工，他清楚的记得，小时候他家的女工向他描述她长大的救济院。恶心的感觉让他回过神来。于是他跟福斯特到阿代尔费剧院观看《拦路者杰克·谢帕德》，由玛丽·安妮·基利女扮男装扮演，她是狄更斯很熟悉的女演员，八年前年他曾向她丈夫学过表演。
过去六年期间里，狄更斯是一名记者，后来成为小说家被频频报道，声名远播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感到快乐，但更多的是失望——在伦敦目睹贫穷，饥饿，无知，肮脏，以及有钱有势的人对贫穷和愚昧的冷漠。通过自身的能力和非凡的天赋，他已经脱离了贫困。但他从未忘记这些，也不会对身边的穷人熟视无睹。他把这些写进他的著作里，并且从来不吝惜时间和金钱，这不仅仅体现在伊莉莎的案件上。
伊莉莎的案子于三月九日在中央法院审理，第二天泰晤士报报道了此事。她被起诉非法隐瞒男婴的出生。多恩律师辩护她为神智不清。并且找到一位至关重要的证人来为她的人格做担保——大罗素街的商人克拉克森先生。伊莉莎曾在他家干过活，他也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她。克拉克森先生说，他妻子很关心伊莉莎，并为她在马达兰收容院——一家专门照顾迷途少女，并让她们从良的机构——谋得一个职位。克拉克森一家都希望伊莉莎能得到允许重新回来工作。这些有名望的人的帮助对她的案子是有利的。虽然她非法隐瞒，但有多人担保她的清白，于是法官塞简特·阿拉比判定，基于此情，他决定暂缓判决，推迟到下次审判，在此期间，无罪释放。之后就再没有关于伊莉莎的只言片语，除了狄更斯说起判决的宽容：“她的一生和言行举止证明了这是明智的审判。”这句话写于23年后，1863年，狄更斯收集整理了关于年轻女子悲惨的事。
虽然这只是狄更斯一生的一个很小的片段，但它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实际行动——走出家门来到救济院，决心帮助一个来自社会底层，不论名誉还是生活都于他没有兴趣和关系的年轻女子，一个救济院的孤儿，一个女仆，更是一个受害者——一个被无知，欺骗，诱奸所害；一个被残酷的雇主，所谓有名望的陪审员做出的判决所压迫的受害者。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狄更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她争辩，为她慷慨解囊，跟进案子，这纯粹是正义使然，他强烈的感到她不该被继续迫害下去。
使他有着更非凡的的作为的原因是当时他自己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840年，狄更斯非常成功，同时却疲惫不堪。他用四年的时间埋头苦写三部月载小说，丰富的想象力和写作技巧让他名生鹊起。这些小说结集成书出版，这种新的出版方式扩大了读者范围，因为书既便宜，又可传阅，收集和保存；并且他们发现以前不买小说的读者把它摆放在家里的书架上。他笔下的人物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匹克威克，山姆·维勒，费金，小奥列佛，斯奎尔斯，斯麦科。
狄更斯的叙述方式，或欢乐，或打趣，或引起义愤，充满了感染力，就像在听朋友讲故事一样。他所创作的故事被改编为剧本，在伦敦各剧院上演，玛丽·安妮·基利，扮演斯麦科，在阿代尔费剧院表演。空前和兴奋的成功却让他不堪重负，要有丰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质量，他就得加紧写作。他没有存款，几个月过去了，他还在为钱烦恼；然而他刚刚发誓再也不着手另一部连载小说了，在一家新周刊当编辑这样轻松的工作也可以挣到那么多钱。1840年一月，就是验尸审判的那个月，他开始创办周刊的第一期。
狄更斯有很多仆人，自己有一匹马，和一辆四轮大马车，马夫是一个14岁的男孩，约翰·汤普森，在后来的26年里在他家做着各种不同的工作。六月和九月的时候他把家人接到镇上住了一个月，还和妻子去了几次短途旅行，称之为“老婆”或者“我的爱人”。与此同时他名声鹊起，很多人邀请他赴宴，从很有名望的富豪科茨（穿着当接见皇族时才穿的宫廷服），还有名声不是很好但很有智慧的霍兰女士，到声名狼藉，但才华横溢又迷人的布雷斯顿女士和她的伙伴考特·多尔赛。他的夫人没有陪着去这些上流小姐家里赴宴，或者去是理查德·孟克顿·米尔尼斯（一位学者，保守党成员）的早宴。北安普顿亲王，同时是贵族社团的主席，邀请他参加他在皮卡迪利的家宴。托马斯·卡莱尔叫他参加关于建造伦敦图书馆的早会，狄更斯更成为图书馆建造的支持者和捐献者。人们强烈要求要帮他做一个雕塑，一位有名的雕刻家正在把他的头像做成模型。
1840年二月，当狄更斯的走过生命的半程时，他刚好28岁，往后还有30年的时光。此时他住在乡下，半个世纪以来这里都很安逸，没有外来纷争，也没有内部革命，部分是由于1832年老国王威廉四世在位通过的议会改革，使国会机构重组，选民范围扩大。但伦敦边境和小村庄仍是一派杂乱贫穷，街道拥挤不堪，疾病肆虐，而富人却能毫发无损地在他们的豪宅里享受。
铁路对英国的变化更甚于投票权，伊斯顿和帕丁顿的铁路已经把伦敦和北边、西边的国家连接起来了。 新牛津街，芬奇利路、苏格兰和卡姆登路便被切断了，而查尔斯·巴里正在设计特法拉加广场。一月，遍布伦敦的邮局建成了，第一年的书信量就翻了一番。此时伦敦正在为二月10日的皇家婚礼作准备，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将与一位德国王子——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结婚。关于这位外国王子的津贴数目在国会进行讨论，最后定为30，000英镑。在街头人们唱到:“哈尔伯特王子永远都是，我亲爱的爱人”——总之要归功于狄更斯。这位小说家假装自己爱上了女王，跑到温莎，躺在城堡外面向惊讶万分的路人显示自己的热情。
狄更斯还年轻，他的文法也许不出色，他的衣着也许太花俏——萨克雷嘲笑他为“花枝招展”，他四处宴客，脾性暴躁，但他的朋友（大多数是艺术家，作家或演员）都很爱他，并且是互相都爱着对方。要是他为了能安静地创作而离开伦敦，这几天他就会呼朋唤友一起走。
他是庆功宴的老手，打哑谜的好手，方正舞的能手。即使忍受着严寒，他也能打趣——有时他抱怨道：“比瑟利，比瑟利”；或者说“我已哭泣了一天……我的鼻子都比上个星期二短了1英尺，都怪我总是去擦它。”为了能有自由的时间他拼了命加速工作。他对自己很严厉，并且非常严酷地锻炼自己。一起床先洗个冷水澡，如果可以的话接着散步或者骑马到镇外12，15或者20英里，他经常会结伴同行。晚上10点到凌晨1点他会呆在书房里，或者很早起床工作到8点30分，用一只自己削的鹅毛笔和钟爱的深黑色墨水。他从一名严厉的老师那里学习法语。还每天朗诵自己的作品给一个木匠听，帮助他圆了文学梦。
他过分注重他周围的布置，就算在酒店房间里还要把家具重新摆放好。在一封于巴斯的酒店寄给凯瑟琳的信中写道：“睡觉之前我当然有把整个房间和我的行李摆放好。”在布洛德斯台借宿时写给一个老朋友的信中说道：“所有房间的摆设都被同一个非凡的人重新安排过了。”——他指的就是自己。他抽烟，并且在信中经常提到自己的酒商，还有白兰地，杜松子酒，波特酒，雪利酒，香槟，红葡萄酒，苏特恩白葡萄酒，不论是送给别人的还是自己享用的；尽管他很少喝得烂醉，有时早上还是会因昨晚的纵欲而抱怨不舒服。树莓是他最喜欢的水果，吃时从不加奶油，他还很喜欢装在盒子里的枣子。他是绅士社团和文学协会的一员，他知晓并经常造访伦敦所有剧院，甚至只要他想要还可以跟剧院经理借一个箱子。邀一两个朋友外出吃饭，去剧院，或者到伦敦偏僻地带探险是他晚上一贯的节目。他也会一个人游荡在街头，一边观察和思考。他对监狱和庇护院（社会不容的人关的地方）有着狂热的兴趣。
10年后的五月，狄更斯重返马里列本救济院，此时那里有2000名住宿者，从刚出生的婴儿到垂死的老人。他生动的描写出了这个人间地狱：如此多人挤在一起，到处是掺杂难闻的气味，无精打采的人们，索然无味的食物，而那些除了等死再无其他念想的老人郁郁地昏睡下去。后来他发现只有一个办法能拯救这些可怜的人，那就是——照顾好那些贫困的孩子，让他们住在顶楼宽敞明亮，通风的房间里，当他们吃土豆时会永生难忘并且很快乐，他写道：“两个小淘气在角落里无忧无虑地玩木马。”但最使他受打击的是，一位贫穷的看护的悲痛的事。这位“激动，瘦小，邋遢，”难看的妇女曾经照管过一个“被丢弃的孩子”——在街上被发现的——现在在悲伤地抽泣，因为孩子已经死了。狄更斯又一次尽全力帮助了她，“假如有什么我能做的，能帮到她的事，我一定会去做的。”他写道，“假如你知道，拜托告诉我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帮到她。”他写了一封信给慈善家贾科布·贝尔和旺思先生，说这是一个可怜的妇女和一个死去的孩子的心声。
他如此真切地看到这个世界，并为这个充满嘲讽，憎恨，无知，又抽泣的世界做出了贡献。他收集这些经历和他的所作所为作为小说的素材，真实的生活描写，加上嘲讽，憎恨，无知，和伤感，他的想象力使19世纪的英国轰动不已。就连最有敌意的评论家都承认狄更斯像一个“为子孙后代描写伦敦的特殊记者”。
在他写作生涯前期他称自己为“无可模仿的”：有些开玩笑，但不是全部，因为他从未看过有那位作家在工作时能凌驾于他之上的，也没有朋友，或者家人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和伟大的目标。他能使人笑使人哭，使人愤怒，他有意的取悦人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久，一位观察敏锐的女孩描述道：不管他走到哪里，创作了什么，“在房间里有一种神秘、无形的光芒笼罩着。我记得当他走进时每个人的眼神都为之而亮。”
译者： 龙江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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