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受聘北师大教授：谦称聘书也是入学证
莫言在受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童老师，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此刻的心情很不平常啊！北师大聘我为教授，并让我看到了我的当年在北师大研究生班读书的时候留下的一些档案，我自己回家认真看。我估计很多门课是勉强及格的。每次来北师大，心里面感觉到很惭愧，也很后悔，后悔当年没有认真地学习。你们看我这个照片当时还是很年轻的，满头秀发。现在当然，已经一片荒凉。我本来可以学得很好，我的记忆力当时也是很好的，一些东西总是过目不忘，我当时为什么不好好学英语呢？为什么不好好听童老师讲课呢？所以今天悔之晚矣。所以当我拿到教授证书的时候，我心里的后悔感是更加的沉重。因为一个教授总是要开口说话，而且一开口说话总是要比学生高明。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没有足够的学问修养，很可能被学生轰下台去。所以我这个教授起码几年之内我是不敢讲课。我要跟我们学院的老师认真学习。这个教授实际上也是我获得的北师大的“入学”通知书。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在北师大能够认真的学一点东西，然后跟同学们平等地交流，从同学们那里汲取一些灵感和学问，这个机会对我是非常重要。
刚才跟童老师坐在一起。我得奖的消息传开以后，很多记者去医院里面，童老师当时在医院住院，在病床上，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当时心里非常的感动。觉得那样的时候我特别需要童老师站出来支持他的学生。还是不一样啊，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每当学生得到荣誉的时候，老师“退”到后面去；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老师挺身而出。我这样说并不是随口说的，是有事实的。童老师把我从即将离开学校的道路上拽回来，终于让我拿到了我们北师大的硕士的毕业证书。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写论文的时候感觉到困难重重。因为写小说和做论文不是一种学问，写小说我可以一天写一万字，这个论文我写了两个月，才写了一千字，而且这一千字也未必符合我们的这种论文的规范。那么最后我觉得我要放弃了，后来又是童老师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学位拿到。现在没有用，将来会有用。”后来我就“咬牙切齿”地坚持了一下，做我的论文，后来童老师在里面加入了很多的引经据典。现在看来，童老师让我把这个硕士的学位拿到手确实是正确的。因为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在书的扉页上印简历的时候，就一直毫不客气地印上“北师大硕士”，文艺学硕士。一个人有了硕士学位，这代表他是一个高学历的人，如果有人要说我没有知识，我可以把我的证书拿给他看。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虚名，要真正的达到一个硕士水平，还有待努力。我拿到这个教授聘书，就相当于拿到了“本科”的入学通知书，奋斗几年，争取达到硕士水平。
我知道同学们不喜欢听我讲这些陈年往事，很可能想听我谈谈获得诺奖的感受。对于诺贝尔奖，真的不要有太高的估计。我总觉得我们有点小题大做，因为不论我在高密、北京，还是瑞典，我的心里一直很平静，甚至有一点点歉疚，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在全世界，在中国有许多好的作家，他们都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他们之所以今年没有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还没有到时候，或者说去年我的运气很好，本来是很多人有资格获得的这样一个奖项却落到了我这样一个人身上，我也觉得很惭愧。我也寄希望于未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的作家再次出现在瑞典，再次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 刚才听我们艺术学院同学的演奏，我非常感慨。如果我当年也学会一种乐器，那么这次在瑞典，我根本不用演讲《讲故事的人》，我只要抱着琵琶，弹一段《大浪淘沙》，或者《十面埋伏》，问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全在音乐里了，猜去吧！其中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确实非常抽象，它不需要翻译，而且弹性非常大，它是多解的。一个高兴的人可以从中听到让他高兴的音符，一个悲伤的人即使让他听一首欢快的乐曲他也会听出眼泪，它的弹性非常大，解释非常多，而且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养，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释。
我认为好的文学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好的文学不应该那么清澈透明，不应该是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应该有其丰富性、复杂性，甚至暧昧性，它让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他、读到他自己，它也会让每一个读者随着时间、随着各方面的变化而从同一本书里读出不同的感受来。所以我想我过去的写作是把这样一种艺术的风格当做一种很高的追求，但是我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追求，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写出具有这样最大的弹性具有最大的模糊性的小说来，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是一目了然的。
当然啦，这也涉及到做人的问题。我知道我得奖以后围绕着我的做人网络上开了“锅”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至今身上还带着很土很土泥巴味的这么一个会写小说，会讲一点故事的这么一个农民作家。前天晚上把我拉了去，参加CCTV-7的年度“三农”人物，主持人让我谈谈得奖的感受，我也没准备，我说这奖我得的比较名副其实，我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农民，即便我现在在北京生活，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了，我还是经常地回到农村去，我的大部分亲人依旧还在农村从事着农业生产的工作，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对“三农”还是很熟悉，因此你们颁给我这个奖我也觉得很高兴。
当然CCTV-1也颁给我一个CCTV年度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奖项。实际上，我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但我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国外的读者，我写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读者也是我们中国的读者，谁会想到我的小说要给外国的读者来看，所以这也涉及到创作的出发点的问题。到底为什么写作，为自己写作？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的读者还是为外国的读者？是不是为翻译家写作？上一次在北师大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为什么人写作都可以，就是不能为翻译家写作，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的写作难度，所以我上一次坚决地说什么人都可以想，千万别想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记，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希望记者在整理时不要断章取义。我深受断章取义之苦。即使我讲的是很正确的话，如果你掐头去尾，很可能变成“反动口号”，很可能惹恼大量的群众和读者。在当今这个时代，讲话的确是非常不容易。即便拿着讲稿，反复地斟酌，依然会有漏洞。像这种随意的即席的讲话，要想非常的严谨，一点把柄不落下，这实在太困难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说话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讲话要前怕狼后怕虎，为什么无论怎么样地小心，还是让人有一些能够批评你的漏洞。当然，想明白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一个人没有人批评，这个人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一个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一个人之所以被很多人议论，就是因为他身上带着非常复杂的特质，必是因为这个人很难定性，就是因为这个人比较丰富。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我就给很多人提供了“范本”，你们可以来解读我，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歪曲我，或者正确地理解我，我觉得这都对我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让我看到了无数我自己看不到的侧面。
面对这么多北师大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作为曾经在师大学习过的老校友，有这个机会回来和大家在校园里共同学习，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共同努力，把师大变成真正国际性的一流的大学！让每个学生进入师大就感到骄傲，让每一个从师大毕业的人感到自豪，让北师大培养出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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