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到底哪一种方言“差一票”成为国语？

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当年民国建立之初，粤语一票之差成为国语（普通话）。

而且有鼻子有眼地说，当时在国会内订立国语时，要求粤语成为中国国语的呼声相当高。当时广东籍议员掌握了过半数议席，粤语成为国语理应不成问题；惟孙中山虑及中国之统一问题，逐一向议员游说以汉语北方话作为国语。最终粤语以一票之差（一说为三票）败北，汉语北方话成为民国国语。不过，粤语差一票险些成为国语的传说也没有专利，我还听到其他方言“差一票”成文国语的说法，包括四川话、陕西话甚至洛阳话。2009年6月2日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请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为嘉宾。王蒙先生讲了以下这么一个段子：

王蒙：“因为这个普通话这是1949年以后的官方的一个政策，所以有的人甚至于把普通话说成是官话，但是这个更早就是更开始就是国语，这个普通话继承的就是国语，中间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国语那是在民国的时期，还有什么注音符号，b、p、m、f、d、t、n、l、g、k、h，这些都是同时来推广出来的。最好玩儿的是，我去过好几个地方，我去洛阳，洛阳人跟我说，说当时讨论这个国语的时候，这当然还是国民政府的时候呢。当时侯选的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洛阳话，我们洛阳话就差一票，如果要是洛阳话胜了呢，咱们现在要说普通话就得是另一个...然后我又到了陕西，陕西又有人跟我说，说当时这个确定国语的时候，侯选两个话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陕西话，说我们就差一票。”

王蒙先生只是引述“洛阳人、陕西人跟我说”的话，“锵锵三人行”也只是“好玩的”聊天节目，但凤凰网却一本正经地把玩笑话以标题的形式突出出来，再加上王蒙先生的身份（前任文化部长），“陕西话洛阳话差一票成为国语”的说法也不胫而走。

到底是哪一种方言当初“差一票”成为国语呢？

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辑)第133、134两期（1934年4月14日、21日）连载了语言学家黎锦熙的文章“民二读音统一大会始末记”（副题“王照官话字母之脱胎换骨”，有关王照见下文），详细介绍了民国二年制定国音和注音字母的过程。

黎锦熙本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与当时的许多与会者熟识，所以这篇文章内容翔实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会议的经过。

1912年（民国元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人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读音统一会员，由教育部延聘若干（无定额）；

各省推举2人，由行政长官推举；

蒙藏各1人，由在京蒙藏机关选派。此外华侨代表1人。

会员的资格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具备下列四条之一：

（1）精通音韵；

（2）深通《小学》【注：古时称“文字学”为“小学”】；

（3）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

（4）谙多种方言。最后确定下来的成员一共80人（见附录完整名单），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虽然说各省最多推举2人，但是在教育部任命的会员当中以江浙为主，结果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此外福建、广东、湖南各四人。

从这个组成名单来看，来自广东的会员只有4人而已，根本不可能左右会议结果。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推出会议。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煒（其时蔡元培因政见与袁世凯不同已经辞职）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读音统一大会在1913年（民国2年）2月15日开幕，实到44人，来自江苏的吴敬恒得29票当选议长，王照仅得5票任副议长。以一省一票的原则，会议逐一审定了6500个字（另加600俗字、新字）的“国音”。当时为了记录定下来的“国音”，临时采用了一套注音符号系统。字音确定以后，下一个任务是核定音素，并且确定一套字母系统来表示音素。按照黎锦熙先生的记述，会议进行到这个地步出席者日渐稀少，但是对于“字母”问题几乎打起架来。

当时字母提案颇多，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案：

（1）偏旁派，仿照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取其偏旁为字母；

（2）符号派，主张另外制定一套符号系统；

（3）罗马字母派。与会者多日争论僵持不下，结果浙江代表许寿裳等人以及与会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鲁迅）提议，就使用在审定国音期间使用的“临时符号”为注音符号（《国语周刊》刊头上的符号就是这种“注音符号”）。这套符号是章炳麟所创，借用了古代篆字的形状，与前述三派无关，可称为“简单汉字派”。这套“注音字母”在大陆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时，至今台湾和部分海外华人依然在使用。

国音统一会议不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也算不上胜利的大会，但终于在5月22日闭幕，比预期的会期推迟了一周，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所以说在审定的这么多汉字中，也许有一些是“差一票”通过的，但不存在某一个方言整体差一票被定为国语的情形。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是这次国音统一会议“一省一票”制度下人造的南北方言的混合物，其实没有真正推行开来。

从以上国音统一大会的过程来看，所谓粤语或者、陕西话、洛阳话“差一票”成为国语只是个民间传说，属于urban legends。顺便说，美国人中也流传着一个类似的urban legend，说当时美国独立时国会投票德语就差一票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德国人也自豪地常常提起，但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民间传说。

附录：出席1913年“读音统一大会”80人名单

（资料来源：《国语周刊》1934年4月14日第133期，原文个别字迹不清以X代替）

江苏17人：吴敬恒（稚晖）、陈懋治（仲平）、汪荣宝（衮甫）、顾实（铁僧）、华南奎、陆尔奎（炜士）、邢岛（瘦山）、杨曾诰（焕之）、董瑞椿（懋堂）、王X（云轩）、白振民（振民）、朱炎（炎之）、谢冰（仁冰）、胡雨人（郁人）、黄中疆（适园）、伍达（博纯）、朱孔彰（仲我，安徽代表）

浙江9人：胡以鲁（仰曾）、杜亚泉（伧父）、汪怡安（一厂）、马裕藻（幼渔）、钱稻孙（稻孙）、朱希祖（遇先）、刘X善（敬之）、许寿裳（季芾）、杨X（洁臣）、陈溶（子英）。

直隶8人：王照（小航）、王璞（蕴山）、马体乾（子良）、张x（仲苏）、王修德（新邦）、王仪型（式文，号希崎）、陈恩荣（哲甫）。

湖南4人：舒之鎏（贻上）、周明珂（芷佩）、李维藩（麓石）、陈遂意（文会）。

福建4人：卢戅章（X机）、蔡璋（子英）、林志煊、陈宗藩（莼衷）

广东4人：郑藻裳、罗赞勋（世芳）、陈廷骥、杨耀焜（华侨代表）

湖北3人：严正炜（彤甫）、陈曾（孝通）、李哲明（惺侨）。

四川3人：廖平（季平）、蒋言诗（志吾）、王锡恩（捷三，藏代表）

广西3人：汪鸾翔（鞏庵）、蒙启谟（警民）、朱资生。

山东2人：张重光（绍宜）、隋延瑞（辑五）。

山西2人：杜曜箕（星南）、蘭承荣（向青）

河南2人：陈云路（子怡）、李元敷（午樵）。

陕西2人：李良材（桐轩）、高树基（培支）

甘肃2人：水梓（楚琴）、杨汉公（X泽）

安徽2人：洪逵（菱龄）、程良楷（子箴）

江西2人：高X南（瀚九）、徐秀钧。

奉天2人：李维桢（子栋）、张德纯（子文，回代表）。

吉林2人：乌泽声（谪生）、王树声（宇清）。

黑龙江2人：赵仲仁、刘澍田。

云南1人：夏瑞庚（小琅）。

贵州1人：姚华（茫父）

新疆1人：蒋举清

蒙古1人：汪海清（子瑞）

籍贯不明者1人：孙鸿哲

来源：话点